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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後的半年內這一戰略會獲得成功，但在短時間內尚屬未定之天，因為黨在這個問題上認識不一致，民意測驗表明公眾希望我們支援政府，反對工會。年會季節結束時我們落後於工黨5。5個百分點，這並不令人吃驚。
為了舉行競選，大家的精神都緊張起來，即將舉行大選的前景取消後，兩個黨的一般紀律都鬆弛下來。在工黨內這個問題集中表現在經濟問題上。在我們黨表現在羅德西亞問題上，先是在年會上，後來在眾議院中。
在影子內閣內部，彼得·卡林頓在年會上辯論羅德西亞問題時最強烈地反對接受一項修正案，這將使我們承擔取消制裁的義務。彼得的路線是，儘管制裁大體上是徒勞無用的，但在愛國陣線的眼裡取消制裁將構成事實上承認當年早些時候的所謂“內部解決”。按照這一解決方法，伊恩·史密斯已經把溫和的黑人政黨帶入政府，而這些政黨自稱代表了黑人的多數，這是有疑問的。彼得辯論說，在羅德西亞爭議上把各個政黨拉在一起，當我們已經採取支援某方的立場時，將使我們處於極為虛弱的地位。約翰·戴維斯為了維護這一被扭曲和不得人心的路線，發表了一通雜亂無章的講話，高聲的責問不斷打斷他的發言。他看來疲憊不堪，我看到當他坐下時他摸摸頭，很是痛苦。我探過身子問他出了什麼毛病，他說他的頭像要裂開一樣疼痛，他3天沒有睡覺了。我不願聽到這種訊息，我告訴他必須馬上回倫敦作腦部透視。開始他不同意，後來同意了，用我的車把他拉回去。檢查發現他患了惡性腦瘤，幾個月後不幸病逝。
在年會上發生的辯論給議會黨團的情緒火上加油。雷吉·莫德林是堅決反對內閣在眾議院就制裁問題投票時採取棄權的路線的後座議員之一。我自己也不怎麼喜歡這條路線，因其他情況半斤八兩，我將參加投“反對票”的行列。但最好是全體後座議員造反，這比在這微妙的時刻損失影子內閣成員要好。最終114名保守黨人違反督導員的意志造了反，包括兩名資歷淺的發言人，他們隨之離開前排座位—這是自1945年以來保守黨人最大的造反行動。
幾天以後我重組了影子內閣，弗朗西斯·皮姆代替了約翰·戴維斯，約翰·比芬回來負責小企業，委派馬克·卡萊爾代替諾曼·聖約翰—斯蒂沃斯負責教育，諾曼還擔任影子議會的議長。大選近在咫尺，我基本上把各個派攏在了一起。
年底前我把令人尷尬的工資政策爭論稍加平息。在10月份伯威克和東羅森的補選中我們未能獲勝，幾位後座議員朋友公開抱怨特德·希思在布萊克普爾的干預性講話。我到獨立電視新聞臺去講話為他開脫，也許做得慈悲有餘了。在年會過後的幾個星期中，我暫時聽從了以波得·桑尼克羅福特為首的一夥同事的呼喊，他們要求我採取在“正確的經濟思路”中提出的工資政策。我在聖誕節前的一週在帕丁頓的講話中表達了這一意思。
困難的一年就要結束了。在民意測驗中我們落後於工黨，從我們的表現來看好象我們願意永遠當反對黨，而不是一個潛在的政府，這一失誤被現政府欣然利用。在下議院，政府企圖制裁福特汽車廠，因為它給職工的增資超過了5％的標準，我們成功地挫敗了政府。這時，首相得以描繪出一幅圖畫，表明一個負責的少數派政府，怎樣受到保守黨的機會主義的阻撓而不能維護國家的利益。次日，有一場“信任案”投票辯論，政府以10票的多數得以生存下去一而我的發言十分不佳。
的確，我們在改造黨和公眾輿論方面按照我認為需要的方向取得了一些進展。一些事件對我們有利，如格倫威克事件中出現的情景，特別是與工會作交易的“社會契約”的失敗。由於工黨工資政策破產，我們保留制定自己的工資政策的選擇，這件事不再像以前那樣使我煩惱了。更為重要的是，我們的綱領沒有明確的承諾實行變革，特別是關於工會立法的變革，我認為這是必須要做的事。至少在這方面，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第七節 工黨的報應
工黨的時間在流失。1976年這段歷史和哈羅德·威爾遜一起留給吉姆·卡拉漢一手壞牌。他像一個玩撲克的好手，運用技術、玩牌人的風度以及簡單的吹噓，儘量推遲失敗的到來，以便等待時機，突然變出一張或兩張王牌。然而，1978年變成了1979年，倒黴的事接踵而來。12月12日星期二，代表全國保健服務界和地方當局的工會拒絕5％的增資限制，宣佈他們將在新年期間罷工。12月底，天不作美，蓄意搗亂，雪暴、風暴、洪水相繼襲來。1月3日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