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無時間的東西的藝術，它更偏愛簡潔的動機，最簡潔的動機，兩個動作之間的停頓，米隆的運動員在擲出鐵餅之前的最後一剎那，或帕奧尼烏斯（Paeonius）的“勝利女神”展翅臨空的最初一剎那，或是在身體的旋轉已經完結而舞動的衣飾還沒有平息下來的時候——這時的姿勢既缺乏永續性，也缺乏方向，既與未來相脫離，也與過去相脫離。“veni，vidi，vici”恰好是類此的另一種姿勢。但是，在“我——到來，我——觀看，我——征服”中，在句子構建的每一刻，都有一種生成存在。
深度經驗是一種生成，且會影響一種既成；它既意指時間，又啟用空間；它既是宇宙的，又是歷史的。活生生的方向向著地平線和未來行進。早在1230年，巴黎聖母院的聖安娜入口的聖母像就在夢想著這種未來；後來的科隆的威廉大教堂的“蓮花聖母像”也是這樣。早在米開朗基羅的摩西像之前，克勞斯·斯呂特（Klaus Sluter）為第戎（Dijon）的加爾都西修道院（Chartreuse）雕刻的“摩西之泉”中的摩西就已經在沉思命運了，甚至西斯廷禮拜堂的“女巫像”（Sibyls）在喬凡尼·皮薩諾（Giovanni Pisano）的皮斯托亞聖安德烈教堂布道壇（1300年）上的女巫形象中就有了預示。最後，在哥特式的陵墓中，也有許多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