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獲得的或可獲得的經驗混為一談了。因果律是我們的整個覺醒的和推理的生存的標誌，是合乎理性的、依附於定律的和可描述的。但是，命運這個詞是用來指涉那不可描述的內在確定性的。我們藉助某一物理的或認識論的體系，經由數字和理性的分類，只能揭示出因果的關係；但是，命運的觀念只能經由藝術家的工作、藉助肖像畫、悲劇和音樂這樣的媒質來加以傳達。前者要求我們去進行區分，並在區分中去剖析和肢解，而後者要求我們的只有創造，因而，命運與生命唇齒相依，而因果律與死亡息息相關。
在命運觀念中，心靈揭示的是它的世界渴望（world…longing），它的想要進入澄明、完成和實現其天命的慾望。沒有一個人對它是全然陌生的，在一個人成為大都市中漂泊的“晚期”人以前，那原始的內心視覺還沒有被只注重事實的感覺和機械化的思維所完全制服。甚至那時，在某個富有強度的時刻，那已被遺忘的內心視覺也會以一種可怕的清晰性回到人的心靈，在一瞬間瓦解世界表面的所有因果律。因為世界作為一個因果聯絡的系統不僅是一“晚期”的概念，而且是一極其精練的概念，只有高階文化的有熱情的才智之士才能充滿信心地掌握它——我們也許應該說，設想它。因果律的觀念與定律的觀念是緊密相連的：只要有定律的地方，就必有因果定律。但是，正如依據康德的觀點，因果律的存在在於能思的意識的必然性，以及它與事物之本質的關係的基本形式，同樣地，依據命運、天命、天職這樣的概念，也必定有某個東西，那就是不可逃避的生命之必然性。真正的歷史是充滿宿命但卻擺脫了定律的。人能夠預言未來（實際上，確實存在某種洞見，能深刻地參透未來的秘密），但不能推算未來。觀相的慧眼能使人從一張面孔上參透全部的生命秘密，或從一個時代的圖象中總括出整個民族的心靈——並且這不需要刻意的努力，亦不需要什麼“體系”——這種慧眼與所有的“原因和結果”根本不相關。
一個人若能理解不是觀相地而是系統地呈現在他的眼前的光的世界，並能經由因果經驗的方法使那世界成為他自己的理智思考的物件，那他最終必然會相信，每一活生生的事物皆可參照因果而獲得理解——也就是說，世上根本沒有什麼秘密可言，也沒有任何內在的方向性。另一方面，若是他能像歌德那樣——就此而言，人人皆能像歌德那樣，只要他絕大部分的時候處於覺醒的時刻——任由他周圍的世界的印象單純地作用於他的感官，那他就能把這些印象視作一個整體加以吸收，能在它的生成過程中來感受既成。因果律的僵硬面具因為單純的停止思考而被強化了。突然間，時間不再是一個謎，不再是一個概念，一種“形式”或“向度”，而成為了一種內在的確定性，成為了命運本身；而由於它的方向性、它的不可逆性、它的現存性，它被揭示為歷史的世界圖象的意義本身。命運和因果律是關係就猶如時間和空間的關係。
因此，在兩種可能的世界形式中——即歷史和自然，所有生成過程的觀相學和所有既成之物的體系——命運或因果律是無處不在的。在它們之間，有著生命感受與認識方法間的全部差異。它們中的每一個都是一個完整、自足但不唯一的世界的出發點。不過，畢竟，正如既成是基於生成一樣，因果的知識則是基於命運的確然的感受。不妨說，因果律即是既成的命運，是創造無機物、且以理性的形式作為模型的命運。命運本身（康德以及理性的世界體系的其他所有建造者，皆以沉默的方式將它輕易打發了，因為他們的裝備都是一些抽象物，根本不能觸控到生命）則超越了且外在於所有被理解的自然。不過，存在本身即是源頭，只有它能賦予僵死的因果原則以機會，去在後來的文化戲劇的鮮活的和歷史的場景中把它當作某一獨斷的思維的具體化加以描繪。古典心靈的生存，是德謨克利特（Democritus）的方法的表象的條件，浮士德式的心靈的生存則是牛頓的方法的表象的條件。我們完全可以認為，這些文化都不能產生出自己的自然科學，但我們不能認為，它們的體系沒有其文化的基礎。
在此，我們又一次看到了生成和既成、方向和廣延是如何地相互包容、相互依存，而我們正是因此而處在歷史的或“自然”的中心的。如果歷史就是所有既成之物與生成過程在其中得以吻合的那種世界秩序，那麼，科學工作的成果就尤其（inter alia）需要這樣來處理；而事實上，對於歷史的慧眼來說，物理學只有一種歷史。氧氣、海王星、重力、光譜分析，對這些東西的發現皆是因為命運才能在當時那樣地發生。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