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的某個東西而活，誰就不需要為目標和能力擔心，因為他覺得他自己就是那將要發生的事情的意義。這就是對星座（Star）的信仰，這信仰從未離開過愷撒、拿破崙以及其他型別的偉大的實幹家；並且，那在每個人的童年時代和每個年輕的氏族、民族、文化中最深地——儘管還有那種少年的多愁善感——隱藏著的就是這種信仰，它在所有這些東西的歷史中向那些行動的和富於想象的人們擴充套件著，這些人是年輕的，不論他們是否年已花甲，他們甚至比那些最幼稚的只盯著一種無時間的功利主義的人還要年輕。對暫時呈現在周圍世界中的一種意義的感受，在最初的童年時期就已經顯示出來，那時，真正存在的、且透過默默的和無意識的體驗而發展成為一種綜合性的圖象的，還只有最切身的環境中的人和物。這個圖象還處於某一特定階段的時候就已經構成為整個文化的一般表達，那能夠闡釋這種圖象的人，就是生命的唯一合適的法官，是歷史的深刻的探索者。
在這一點上，在當下的直接表現與只在精神中呈現的過去的意象之間，換句話說，在作為事變的世界與作為歷史的世界之間，呈現出了一個區別。行動的人（政治家和將軍）的眼光欣賞的是第一個方面，沉思的人（歷史學家和詩人）的眼光欣賞的是第二個方面。一個人投入第一個方面實際上是為了去行動或去承受苦難；而要求第二個方面的則是編年學，那是一去不復返的過去的偉大象徵。我們既要往後看，又要朝著不可預見的未來向前生活，但是，甚至在孩童時期，我們的技術經驗很快就把可預見物的要素引進了獨特的事變的意象，就是，那不是從屬於觀相的事實而是從屬於計算的被控制的自然的意象。我們把一個“獵物的頭”看作是一個活生生的實在，往後很快地就看作是食物；我們把閃電看作是一種危險，接著又看作是一種電荷。後來，在大都市裡，這第二種看法，即把世界的投影僵化的認識越來越壓倒第一種認識；過去的意象被機械化和物質化，並由此推演出一套有關現在和未來的因果原則。我們開始相信歷史定律，相信對歷史定律的一種理性認識。
不過，科學歷來都是自然科學。因果知識和技術經驗只指涉已成的、廣延的、已被理解的東西。如同生命是相對於歷史而言的一樣，知識是相對於自然而言的，即是說，它是把可感的世界當作一個要素來理解，當作在空間中且從屬於因果定律的東西來看待。因此，存在一種歷史的科學嗎？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要記住，在每一個人的世界圖象——它只是或多或少地接近於理想的圖象——中，既有屬於自然的東西，又有屬於歷史的東西。沒有自然，就沒有活生生的和諧，沒有歷史，就沒有因果的和諧。因為，在自然的領域內，儘管兩個相同的、合乎規則的實驗必定有相同的結果，但每一個實驗都是佔用一個日期而不是重現一個日期的一種歷史事件。而在歷史的領域內，過去的日期或資料（編年、統計、名稱、形式）形成了一個嚴密的網。“事實就是事實”，即便我們沒有意識到它們；剩下的就是意象或理論�eoria），不論是在前一個領域還是在後一個領域。但是，歷史本身就是“處於焦點中”的存在的條件，材料只是這種條件的一個幫手，而在自然中，真正的目標是獲取材料，理論只是這一目的的僕人。
因此，並沒有一個歷史的科學，而只有一個有關歷史的輔助科學，它要查明那已有的東西。對於歷史的見解本身而言，資料永遠都是象徵。反之，科學的研究屬於科學，且只屬於科學。它藉助其技術的根源和目標去發現資料和因果方面的定律，別無其他；並且從它把目光轉向別的某個東西的時刻起，它就變成了形而上學，變成了某個超科學的東西。正是因為如此，歷史科學和自然科學的資料才是不同的。後者一致地重複自身，前者決不會。後者是真理，前者是事實。不論偶然和因果在日常圖象中顯得多麼密切相關，根本上，它們屬於不同的世界。如同一個人的歷史圖象的膚淺（因此是這個人本身的膚淺），毋庸置疑地是與赫然在目的偶然在其中的主導地位成正比一樣，書寫的歷史的空洞無物，毋庸置疑地是與它在其中把建立純粹事實性的關係作為其目標的程度成正比的。一個人對歷史的體驗越是深刻，他接受“因果”印象就越少，他就越能可靠地感受到那些印象是全然沒有意義的。假如讀者考查一下歌德自然科學方面的著作，一定會驚奇地發現，“活生生的自然”居然不需要公式、定律、且幾乎沒有一絲因果的蹤跡，也能得到表述。在歌德看來，時間並不是一種距離，而是一種感受。但是，對終極的和最深刻的事物的體驗實際上為一般的學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