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現如今輪到了世界城市戰勝它們。這是文化晚期，例如愛奧尼亞時期和巴羅克時期，所共有的理智過程。而今天，就像希臘化時代從一開始就目睹了人工的、異於鄉土的亞歷山大里亞的建立一樣，文化城市如佛羅倫薩、紐倫堡、薩拉曼卡（Salamanca）、布魯日（Bruges）和布拉格都已變成了地方性的城鎮，內心裡在和世界都市作著絕望的鬥爭。世界都市意味著世界主義取代了“故鄉” ，冷酷的務實取代了對傳統和時代的尊敬，科學的非宗教變成了古老的內心宗教的僵死代表，“社會”取代了國家，自然權利取代了力爭得來的權利。羅馬人勝過希臘人的地方，就在於把金錢看作是無機的和抽象的量，整個地與豐饒的大地及原始價值無關。從此之後，任何高尚的生活理想基本上都變成了金錢的問題。與克律希波（Chrysippus）的希臘斯多葛主義不同，加圖和塞涅卡的羅馬斯多葛主義視個人收入為生活的前提；同樣，與18世紀的情況不同，20世紀的社會倫理情感如果想超越職業（和營利）激勵的層次來實現，那必定是百萬富翁才能辦到的事。隸屬於世界城市的不是民族，而是群眾。它對於代表文化的所有傳統（貴族、教會、特權、王朝、藝術習慣、科學知識的限度等）懷有一種不理解的敵意，它的敏黠冷酷的才智令農民的智慧感到惶惑，它的有關所有兩性和社會問題的新式自然主義的觀點可以從盧梭（Rousseau）和蘇格拉底遠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