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這種熱情，那就是：自文藝復興以來，一千年的歷史被我們低估，為的是一個理想的“中”世紀可有助於在我們自己和古代之間建立聯絡。我們西方人在古典的祭壇上犧牲了我們的藝術的純粹性和獨立性，因為不看看那“崇高的典範”，我們是不敢進行創造的。我們把自己最深層的精神需要和情感投射到古典的圖象上。總有一天，會有一個天才的心理學家來研究這一最為致命的幻覺，把自歌德時代以來我們一直堅持不渝地膜拜的“古典”的故事告訴我們。只需少數幾篇這樣的東西，就更有助於理解從南方的第一個犧牲者鄂圖三世到最後一個犧牲者尼采的西方心靈。
在遊歷義大利時，歌德曾熱情地談到帕拉第奧（Palladio）的建築，對於後者那古板的、學院式的作品，我們今天是持相當懷疑的態度的：但是，當歌德走進龐貝城（Pompeii）時，他並不隱瞞他在經驗著“一種奇怪的、半不愉快的印象”時的失望心情，他對於帕埃斯圖姆（Paestum）和塞傑斯塔（Segesta）的廟宇——希臘藝術的傑作——所能說的便是困惑和平庸。顯然，當古典的古風以其全部的力量和歌德面對面相遇時，他並不認識它。其他所有的人也都是如此。他們只能選擇不去多看古典的東西，這樣，他們就能保全自己內心裡有關古典的意象了——其實，古典是他們用自己的心血創造和培育起來的一種生活理想的背景，是一種充盈著他們自己的世界感的容器，是一種幻象和偶像。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尤維納（Juvenal）、佩特洛尼烏斯（Petronius）等對古典城市生活的大膽描寫——南方的骯髒與遊民、恐怖與野蠻、快樂的孩童與芙賴妮們（Phrynes）、菲勒斯（phallus）崇拜與奢華的宴飲等等——激發了專業研究者和業餘愛好者的熱情，因為這些人在今天的世界城市中也發現了同樣可悲可嘆、令人無從面對的現實。“城市生活即是惡；那裡有太多的誘惑。”——《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他們讚揚羅馬人的國家意識，但是看不起今天和公共事務有任何聯絡的人。有一種學者，其敏銳的目光全然被一種不可抗拒的魔力所吸引，從晚禮服到古羅馬人的外袍，從英國的足球場到拜佔廷的競技場，從橫貫大陸的鐵路到羅馬人在阿爾卑斯山修建的古道，從時速三十海里的驅逐艦到古希臘的三層槳戰船，從普魯士人的刺刀到羅馬人的矛，現在，甚至從現代工程師開鑿的蘇伊士運河到埃及法老開鑿的運河，他們的目光真可謂思接千載。他們承認蒸汽機是人類熱情的象徵和智力的體現，儘管發明它的是亞歷山大里亞的希羅（Hero）而不是其他人。對於這類學者來說，談論羅馬的中央取暖裝置或簿記術先於談論眾神之母（Great Mother of the Gods）的崇拜似乎就是大不敬。
但是，另一學派只能看到這些東西。這一派人認為，透過把希臘人看成是與我們同等的人，就可以竭盡這一與我們的文化全然不同的文化的本質；他們透過簡單的事實替換來獲致自己的結論，而全然不顧古典的心靈。彼時彼地所說的“共和國”、“自由”、“財產”之類的東西與此時此地所說的同類字眼，在意義上毫無內在關聯，對此這一派人可以說是全無概念。他們取笑歌德時代的歷史學家，後者以古典的歷史形式誠實地表達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在擁護或指責諸如來喀古、布魯圖斯、加圖（Cato）、西塞羅、奧古斯都等偶像人物時，表現了自己的個人熱情——可這一派人自己如不反映晨報中的黨派意見，就一個字也寫不出來。
然而，不論是用唐·吉訶德的精神對待過去，還是用桑丘·潘薩（Sancho Panza）的精神對待過去，都是一樣的。兩種方法都不能達到目的。總之，每一學派都只是突出了古典中最能表達自己觀點的那一部分，例如，尼采突出了前蘇格拉底時期的雅典，經濟學家突出了希臘化時期的雅典，政治家突出了共和國時期的羅馬，詩人則突出了帝國時期的羅馬。
並不是宗教的和藝術的現象比社會的和經濟的現象更原始，也不是相反。對於一個在這些事情上越出一切的個人興趣而贏得了無條件的自由的眼界的人來說，根本就沒有依賴的問題，沒有優先性的問題，沒有因果關係的問題，也沒有價值上或重要性上的區別問題。對個別的具體事實作相對的排列，那只是由於它們的形式語言、它們的象徵意義的純粹性和力量有大小的不同，而根本與所謂的善與惡、高與低、實用與理想等問題無關。
十二
由此觀之，“西方的沒落”，所包含的不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