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語，一種距離性的言語——書寫。這是一種具有巨大的內在力量的發明。因此，在文字語言的命運中，又一次出現了一個突然的、決定性的轉變。“書寫文字是一種全新的語言，它意味著人的醒覺意識的各種關係的徹底改變，因為它把醒覺意識從現時的專制中解放出來了。”斯賓格勒說，書寫是“久遠”的偉大象徵，所謂“久遠”，不僅指空間廣延上的距離，而且首要的是指綿延、未來和追求永恆的意志。說和聽只在近處和現時發生，但透過文字，一個人可以向他從來沒有見過的人、甚至於還沒有出生的人說話；一個人的聲音在他死後數個世紀還可以被人聽到。
在所有的高階文化中，文字一開始主要掌控在僧侶及少數文人的手中，以致他們形成了一個特權階層，成為真理的唯一代言人和聖言的合法闡釋者。“無時間的真理之所以成為真理，決非透過言語，而只有透過將其形諸於文字。” 但隨著城市變得凌駕於鄉村之上，隨著市民也開始具有了渴望至高權力的貴族精神、僧侶精神和都市精神，書寫就從作為貴族聲譽和永恆真理的使者，變成了商業和科學的交際手段，尤其隨著16世紀印刷術的發明，使西方文化一定程度上成為書籍文化，而19世紀近代大學教育的改革和普及，閱讀已成為文明時代大眾的日常生活的一個基本方面。
斯賓格勒稱火藥和印刷術的發明是浮士德式的“遠端戰術”的兩種偉大手段，前者根本上改變了近代以來戰爭的性質，而後者則根本上改變了近代以來包括政治在內許多事情的性質，尤其世界城市中報紙的出現和廣泛運用，使它成為了一種“可怕的武器”，成為了戰爭延續或戰爭準備的另一種手段。報紙導致了世界城市時期的一幅奇異的景觀：
“今天，我們在這種才智性的炮火的攻擊之下生活得很膽怯，以致幾乎沒有人能真正做到超然物外，而對於清晰地觀看一出怪異的戲劇而言，這種超脫又是必需的。在純粹民主政治的偽裝下，權力意志的運作已經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以至於作為客體的人民自以為是獲得了自由，而實際上卻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最徹底的奴役。自由派資產階級的人士頗為自負於廢除了最後一道束縛，即新聞檢查制度，可是新聞出版的獨裁者……卻把他的讀者當作奴隸一樣供他的社論、電訊和圖片新聞驅策。民主政治憑藉它的新聞報紙已經完全把書本從人民的精神生活中驅逐出去了。書本的世界及其迫使人要用心去加以選擇和批評的形形色色的觀點，現在只為少數人所真正佔有。人民讀同一種報紙，讀‘他們的’報紙，這種報紙每天成千上萬地塞進住戶的前門，從早到晚蠱惑著人們的理智，憑藉其更為動人的版式設計把書本趕進了湮沒無聞的角落，假如竟然有某種書籍面世了，就用‘評論’的辦法來阻擊和消除它可能的影響。”
那麼，在這種情形下，“真理是什麼呢？”對於大眾來說，不斷地讀到的和聽到的就是真理。當下時刻公眾的真理，不過是新聞出版的產物。“新聞出版所慾望的，即是真的”，它的控制者召喚著、改變著、交換著真理。新聞出版工作三週，其真理就會為每個人所承認，它的根據是駁不倒的，只要有錢在那裡支撐著。我們的新聞出版要求的是永久的有效，它必須把人的心靈持續地置於它的影響之下。一當處於優勢的財團勢力轉向了相反的論點，並使這些論點日益頻繁地讓人們耳濡目染，那先前所宣傳的那些論點就會立即被推翻。在那個時候，輿論的指標就會擺向較強的一極。人人立刻就相信了那新的真理，認為自己是從誤信中清醒過來了。“已經學會閱讀的人們，屈從於這些巨頭的淫威，晚期民主政治的虛幻的自決權，經由印刷文字所服從的權威而在人民的徹底決斷中出現了。”
在今天，新聞出版是一支“軍隊”，擁有精心組織的武裝和兵種，新聞記者就是它的軍官，讀者就是它計程車兵。但是，跟任何隊伍一樣，在這裡，士兵也要盲目地遵從，而且戰爭目的和作戰計劃的改變是不讓士兵知道的。讀者既不知道、也不容許知道他是為了什麼目的而被利用的，甚至也不知道他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我們實在想象不出還有什麼比這更象是對思想自由的駭人聽聞的諷刺。以前人們是不敢自由地思考的。現在他敢，但卻不能；他的思考的意志只是一種按照指令去思考的意願，而他還覺得這就是他的自由權利。
這種過時的自由還有另一方面——即允許每個人去隨意地說話，但是新聞出版卻有注意或不注意他所說的話的自由。單憑不向世界廣為傳播，新聞出版就能宣判任何“真理”的死刑——這是一種可怕的、“消聲”的檢查制度，由於作為報紙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