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所取代，生命的創造力和想象力已陷於枯竭，連人類生命本身，也退化和衰弱到了“不育”的狀態。“當存在完全地失去了根基，而覺醒的存在完全緊張起來的時候，會有一種現象突然出現在歷史的亮光之中，這一現象早就秘密地醞釀成熟，只是現在才出來結束這出戏劇——這就是文明人的不育狀態。這不是能夠把握為一種簡單的因果律那樣的東西（就像現代科學十分自然地試圖把握的那樣）；它應被理解為一種本質上向死的形而上的轉折。世界城市的最後人類不再想活下去——作為一個個體，他可能對生活還有所依戀，但作為一種型別，作為一個集合體，情形就決非這樣了，因為這種集體生存的一個特徵就是，它消除了對死亡的恐懼。……再也不會有孩子了，這並不是因為不能生育了，而主要地是因為處於強度之頂峰的理智再也找不到需要有孩子的理由了。讀者可以試著用農民的心靈設身處地地想一想。他從原始時代起就坐在自己的地盤上，他牢牢地抓住他的地盤，用他的血氣堅守著它。他作為他的祖先的後代和作為未來後代的祖先，生根在土地上。……只有從這一神秘的定居信念中，迴圈的各個重要的轉折階段——繁殖、生和死——才會派生出形而上的驚奇因素，這種因素集中體現在一切束縛於土地的人們所具有的習俗和宗教的象徵主義中。對於‘最後的人’來說，所有這一切都已成為不復返的過去。”
文明階段的最後表現就是“愷撒主義”或帝國主義。斯賓格勒視“愷撒主義”為文化或文明發展的最後一幕，是從古老的有機形式向徹底的“無形式”、向原始狀態、向宇宙的無歷史的狀態的倒退。在政治上，不論其政府有什麼樣的憲政結構，權力的行使都集中在愷撒式的人物手上，而他們的出現乃是世界城市中心制和金錢的無機邏輯發展到極致的結果，就在金錢和才智在世界城市中歡呼它們最偉大也是最後的勝利的時候，“無觀念的事實立即重新出現了，它們是赤裸的、巨大的。永恆的－宇宙的脈動終於克服了數世紀的才智張力。金錢以民主政治的形式贏得了勝利。有一段時期，政治簡直就是金錢的獨佔範圍。但是，一當金錢摧毀了那一文化的舊秩序，混亂立刻就催生出了一種新的、壓倒一切的因素，滲透到生成的各種成分中——這就是愷撒型別的人物。在他們的面前，金錢的勢力崩潰了。帝國時代，在每一文化中都一樣，意味著心智和金錢的政治的終結。血統的力量，未受破壞的身體力量，恢復了其古老的統治地位。‘種族性’湧現出來了，純粹而不可抗拒——強者取得勝利，渣滓則淪為他們的戰利品。他們統管著世界，書本和問題的領域僵化了，或從記憶中消失了。從這時起，新的命運借前文化時期的型別重新成為可能，並顯現在意識面前，絲毫沒有因果律的偽裝。”
愷撒式的強人政治的最高形式就是戰爭，帝國主義的時代就是世界戰爭的時代，戰爭成了人們處理一切現存問題的唯一手段，所謂的“世界和平”也不過是文明時代早已做慣了金錢和機器的奴隸的人們為自己隨時準備放棄戰爭、屈服於武力而扯出的一塊遮羞布而已。文明時代的一切，最終都將在戰爭的面前灰飛煙滅，人類的歷史重又進入它的野蠻時期，開始了新一輪的文化迴圈：
“與已形成的國家一起，高階歷史也倦怠地躺下來睡覺了。人又變成為植物，依附於泥土，默默無言，恆久不變。無時間的鄉村和‘永恆的’農民重新出現了，他生育子女，並把種子埋在大地中——這是一種忙碌的、知足的人群，任憑軍人皇帝的暴風驟雨從他們身邊刮過。古老的世界城市就位於鄉土的當中，那是一種熄滅了的心靈的空洞容器，在那裡經年累月｜穴居的是一種無歷史的人類。人們活著僅是為了餬口，只有一點點節存，一點點財產，但還得忍受下去。在爭奪這個世界的權力和戰利品的征服者的衝突中，群眾慘受蹂躪，但是倖存下來的人以原始的豐饒填滿裂隙，繼續忍受下去。在高處有勝利者和失敗者的永恆更迭，在低處的人們則只能祈禱，用已經永久克服了一切懷疑的第二信仰的強有力的虔誠來祈禱。在這裡，在心靈中，世界和平、上帝的和平、白髮蒼蒼的僧侶和隱士的天福，都變成了現實——而且也只是在這裡。在對痛苦的忍受中，世界和平喚起了歷史的人在其幾千年的發展中從來不知道的那種深度。只有隨著宏大歷史的終結，神聖的、靜默的存在才會重新出現。這是一出在其無目標的方面堪稱高尚的戲劇，其高尚和無目標就像星球的執行、地球的自轉、地球表面上的陸地同海洋以及冰河同原始森林的交錯。我們可以為之驚異，我們可以為之哀嘆——但它就在那裡。”
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