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的人工的土地，且需要一種與他自己現在的生命相適應的理論，道德就變成了一個問題。文化的道德是其中的人所本有的，文明的道德則是其中的人所尋求的。一個太過深刻，以致邏輯的手段對它都黔驢技窮，另一個則是邏輯的一種函式。遲至古典文化的柏拉圖和遲至西方文化的康德，倫理學仍不過是一種辯證法，是一種概念遊戲，或是一種形而上學的體系的完成，歸根結底，還不是什麼真正必需的學問。對康德來說，“範疇的律令”還僅僅是一種抽象的陳述，是對根本不成問題的東西的抽象陳述。但是，對於芝諾和叔本華來說，便不再是如此。發現、發明或強行編造出某個形式來作為存在之定則，已成為必需之事，並且這形式不再依附於本能；因而，基於此點，便出現了文明化的倫理學，它不再是生命本身的反思，而是知識對生命的反思。我們覺得，在所有這些深思熟慮的體系——充斥於所有文明的最初幾個世紀——中，存在某種人工的、無心靈的和半真理的東西。它們不是那種深奧的、幾乎不食人間煙火故配得上跟偉大藝術並列在一起的創造物。所有高階風格的形而上學、所有純粹的道德直覺，面對一種突然臨現的需要而消失殆盡了，那是一種實踐的道德的需要，這道德想要支配那再也不能支配自身的生命。直到康德，直到亞里士多德，直到瑜伽學派和吠檀多派的學說，哲學還是一系列偉大的世界體系，在那裡，形式的倫理學只佔了十分適中的位置。但是現在，它已變成了以一種形而上學為背景的“道德哲學”。知識論的熱情不得不讓位於硬性的實踐需要。社會主義、斯多葛主義和佛教，就是這一型別的哲學。
對世界的觀察，不再像埃斯庫羅斯、柏拉圖、但丁和歌德那樣是從高處進行，而是從暴虐的現實的角度著眼，這種觀察其實就是用井蛙之見去取代鳥瞰。這種取代是從文化墜落到文明的絕好度量。每一種倫理學都是一種心靈的命運觀的表述——英雄的或實踐的，偉大的或平凡的，男子氣的或衰老的。因此我把道德區分為悲劇的道德和平民的道德。一種文化的悲劇道德，所認識和把握的乃是存在之重，但它也由此帶出了一種自負的情感，使那重負變得可以忍受。埃斯庫羅斯是這樣，莎士比亞也是這樣，婆羅門哲學的思想家也這麼認為；但丁和德國天主教也是如此。我們在路德主義的堅定的戰鬥讚美歌“上主是我堅固保障”（Ein’feste Burg ist unser Gott）中可以感受到這種情感，在“馬賽曲”中仍可聽到它的回聲。伊壁鳩魯和斯多亞學派、佛陀時代的教派和19世紀的平民道德，則為智取命運設計了相當多的戰鬥計劃。埃斯庫羅斯創造的是宏大的風格，斯多亞學派創造的是謙卑的風格——不再表現生命的充盈，而是表現生命的卑微、冷漠和空虛——羅馬人的宏大風格所實現的，全是要強化這一同樣理智的冷漠和空虛。偉大的巴羅克大師——莎士比亞、巴赫、康德、歌德——的倫理激｜情，是一種男子氣的意志，即想要內在地支配自然事物，因為它覺得這些事物遠遠低於它自身；近代歐洲的國家措施、人性理想、世界和平、“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等等，則表現了另一種意志，即想要從處於相同層次的事物中外在地廓清一條道路：可在這兩種意志之間，有著相同的關係。和其他的東西一樣，這也是跟古典的出於必然的忍耐力相反的權力意志的一種表現，但事實是，物質的成就的巨大跟形而上的成就的偉大根本不是一回事。前者缺乏深度，缺乏以前的人稱作上帝的東西。浮士德式的行為（deed）的世界感，曾經在自霍亨斯陶芬王朝和韋爾夫王朝到腓特烈大帝、歌德和拿破崙這每一個偉人身上，都是充盈有力的，而現在，這種世界感平息下來，成為一種工作（work）的哲學。這樣一種哲學不論是攻擊工作還是捍衛工作，都不會影響工作的內在價值。行為的文化觀和工作的文明觀的關係，就如同埃斯庫羅斯的普羅米修斯的姿態跟第歐根尼的姿態的關係。一個是承受和忍受，另一個是懶散。伽利略、開普勒和牛頓所展示的是科學的行為，但近代物理學家所從事的是科學的工作。並且，儘管有來自叔本華到蕭伯納的宏篇大論，日常的和具有“深厚的人類理性”的平民道德，才是我們所有有關生命的揭示和討論的基礎。
六
進而言之，每一種文化都各有自身的精神消亡的方式，此方式乃是出自其作為一個整體的生命之必然性。故而，佛教、斯多葛主義和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文化的終結現象，在形態學上是彼此相當的。
因為連佛教也是如此。迄今為止，它的更深刻的意義一直受到誤解。它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