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型別學的，以理解社會學的框架來分析文化的結構與發展。兩者之間斷難有溝通之處。
對斯賓格勒而言，與韋伯的辯論也許只是其學術生涯中的一個小小的插曲（辯論後兩個月，韋伯便去世了）。在接下來的兩年裡，他又過上了那種與世隔離的生活，專心於《西方的沒落》第一卷的修訂和第二卷的寫作。1922年，第二卷出版以後，斯賓格勒又一次成為大眾焦點，雖然指責聲仍然不斷，但也開始贏得學界一些宿將的好評，例如人類學家弗洛貝尼烏斯（Leo Frobenius）和歷史學家愛德華·邁耶爾（Ed。 Meyer）（斯賓格勒在書中經常徵引他的作品），邁耶爾甚至把斯賓格勒的著作與德國曆史哲學的鼻祖人物赫爾德（Herder）的《人類歷史哲學思想》相提並論，而斯賓格勒也心懷感激地稱邁耶爾是蘭克（Ranke）以後最偉大的德國曆史家。
也許是因為著作成功而帶來的信心，1924年起，性格內向的斯賓格勒開始參加一些社會活動，到各地旅遊、演講。演講的主題大多與當時的德國政治有關，例如其中的一篇題為《德國青年的政治責任》的演講勸告德國青年應明瞭自己的政治責任，以維護德國的政治傳統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