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面對這樣一種複雜的情況時，所有人卻是“萬眾一心”……
這些傾向蘊涵著我們時代另一場嚴重的危機—我們情感與理智的雙重匱乏。
我們都記得王小波關於芭蕾舞《天鵝湖》的例證，再美妙的演出，如果重複讓你觀看200遍，最初的美感會迅速淡化。同樣的，那些悲痛的災難畫面、感人故事，經過60個電視臺不間斷、不斷重複地播放，它也會讓人產生異樣的感覺。更何況，那些故事與情感的維度又是那樣的單一—總是悲痛、感激與高尚，彷彿一個個豐富的個體，都被抽象成某種精神。
一個國家的悲傷與勇氣（6）
這種個人故事與記憶的被抽象有著顯而易見的後果—每個人、每種感情都是可以被輕易替換的。在此刻，如果你需要的是一種“勇敢”，那麼你可以尋找這個例證；那一刻需要的是“慘烈”，你可以尋找到那一幅畫面……至於，這些具體的人是誰，意味著什麼，則反而可能被忘記。
這種抽象與被替換感，在普遍的公眾情緒中也是如此強烈。對分裂的仇恨，可以被替換成愛國主義；對於西方的蔑視，可以立刻變成“為祖國的崛起而讀書”；對於災難的悲傷，也同樣如此。在2008年5月19日的默哀中，超過一萬名群眾在天安門廣場上高喊“加油四川！加油中國！”不是說，為我們的地區與國家打氣不對，而是對於死者的悼念與對國家的擁護不應該被混淆成同一回事。前者是對生命本身的敬意，它與其他因素無關。在某種意義上，我們既沒有尊重遇難者，也沒有尊重我們自己的內心。
如果這種替換一直持續下去，我們就會發現我們難以相信任何東西。造成這種傾向的原因很多，但很有可能，難以誠實地面對自身是最初的原因。
我們每個人或許都是一棵大樹上的樹葉，我們具有相似性，卻永遠不會出現兩片相同的葉子。這也意味著，每個人都有其獨特的方式來感知外部世界和自身，有自己獨特的表達方式。對於某一個媽媽來說，繁華的王府井是商業中心，而對於她的3歲小女兒來說，那裡則是一個到處是腿的地方—她太小了，只能看見好多大人的腿。
同樣，對於一個人的祖國，每個人感受也不同，表達感受的方式也不同。辜鴻銘透過褒揚孔子哲學、女人小腳和嘲笑歐洲人來證明中國的優越性，表達自己對中國的情感；而魯迅則是透過不間斷的批評，你能說前者比後者更愛國、情感更深沉嗎？當中日戰爭陷入膠著時，你不能要求沈從文、林語堂，或是西南聯大校園裡的學生楊振寧、李政道都到前線去；而今天風靡一時的作品《未央歌》，誰也想不到那是烽火歲月的記錄，對於鹿橋來說，年輕人的友誼、愛情和幻想更重要……
這些感受與思想的不同，使我們的國家保持了豐富性，它既為現實生活提供了多種可能，也為未來的生活提供了更多的參照和鼓舞。我真想象不出，倘若10年後（或許只要1年後），人們想要更多地瞭解2008年5月12日這場地震，他們能找到什麼資料—那浩如煙海的資訊，都是雷同的，都是淺層反映，普遍缺乏個體的獨特性與生動性……因為，人們不敢、或經常忘記了誠實地說出自己的真實感受。一個人對於別人的悲痛無動於衷，令人心痛，甚至可恥，因為他失去了感受力；但倘若一個人假裝別人的悲劇就是自己的悲劇，用和別人一樣的話來表達自己的痛苦，那麼他同樣是可疑的，他可能既虛偽又內心蒼白……
四
我不知道這些質疑是否不合時宜，但它正是我此刻的思考與感受。阿爾伯特·加繆在1958年致友人的一封信裡曾寫道：“如果一個人寫作只是為了證明一切都搞砸了，那麼他索性保持沉默。”我理解他的感受，寫作，就像其他藝術與思想活動一樣，應該給予人們希望。但是，同樣需要警惕的是，我們該給予希望，而不是幻想，前者激勵人們，後者麻痺人們。
這場地震既是一場巨大的災難，但它同樣給予我們一次重新審視自身、社會與國家的機會。人們對這場災難的反應，像是這個國家巨大的橫切面，從中可以清晰看到我們面臨的巨大問題，這些問題在日常生活中是被遮蔽的。
這場悲劇也賦予了我們的國家、每個人以某種新的情感資源，藉助這種資源，我們可能打破昔日頭腦的禁錮，或是進行某種新的探索。
一個國家的勇氣不是表現在當他跌倒時，立刻爬起來拍著胸口說—我沒事，我很堅強。而是他會思考，為何我會摔倒，如何能夠避免下一次，不因為同樣的問題再摔倒。這種思考註定是痛苦而不安的，因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