們有自己的方式，這方式則與漫長的傳統、特殊環境有關。
對我而言，讓我心頭最為酸楚的，不是那廢墟般的城市，不是巨石下露出一隻兒童的腳，而是那對前往北川中學尋找女兒的中年夫婦。他們的表情在大部分時刻是平靜的，有一種在鄉村可以普遍見到的木然，那樣的表情與艱辛、單調的生活有關。他們的大女兒在上海工作，在北川中學唸書的小女兒也在準備考大學。教育是他們改變生活境遇最可依賴的方式。這對夫婦話很少，可能是過去兩天的焦慮已讓他們無話可講，也可能語言從來不是他們的表達方式。當因為封路，我們的車堵在路上時，他們一句抱怨都沒有，只是在那裡安靜地等著。而到了現場，他們看起來那麼茫然、無力。多少世代以來，中國的普通人不就是以個體的沉默、忍耐來承受社會的變遷與系統的失效的嗎？
當我再度回到北京，透過電視機與網路來了解災情時，對北川縣城與這對夫婦的生動記憶，開始被各種資訊所沖淡與淹沒。在電視與網際網路上，那些畫面依舊：倒塌的房屋、成堆的瓦礫、綠色軍服計程車兵、橙紅色制服的救援隊、踴躍的志願者、擔架上的受傷者、*總理焦慮的面容和動情的講話，還有那些感人至深的場景與故事—一位老師用自己身體壓住四位學生，一位醫生一心在救助傷員卻無力去尋找自己被壓在廢墟中的孩子……“眾志成城”、“萬眾一心”、“心連心”、“一方有難、八方支援”這些口號此起彼伏，還有在網路上流傳的詩篇—如果它也被稱做詩的話—被一遍遍地朗誦。
災難的情緒進入人們的客廳，在餐桌上出現，在公司的格子間裡，在計程車上，飄蕩在空氣裡，人們的嘆息中蘊涵著某種亢奮……它的高潮一幕在2008年5月19日下午2點28分開始的全國性默哀時出現。
一個國家的悲傷與勇氣（5）
那時，我在北京城東邊的萬達廣場，在林立的高樓中的空地上，來自一家證券公司的員工正整齊地站成四列，其他一些人則散落在周圍。那種我很少聽到的汽笛聲突然響起，所有人都沉默著，除去不遠處一個正在打電話的年輕人，他似乎對突然到來的聲響和人群的沉靜不知所以，尷尬地站在那裡，電話還放在耳邊。
三分鐘比我想象得更漫長，而且我感覺得到內心的某根神經被觸動。但坦白而言，它不是來自於對災難現場的記憶，而是來自於現場的儀式感—人們都安靜和猶豫，汽笛聲響又是那麼淒厲。我們是個喜好形式感，卻很少有儀式感的社會。形式感要求你和別人一致，你根據別人而調整自己，而儀式感則試圖喚醒個人內心沉睡的一些情緒，你自發調整自己。
在5月19日到21日這三天的全國哀悼日，我心痛、無奈、幾乎有些憤怒地看到，這些人類的悲劇以及很多人在面對悲劇時被喚醒的同情、善良、慷慨、助人精神，開始被濫用與利用。
如果你開啟電視機，會發現幾乎所有電視臺—不管是中央臺還是地方臺—都在播放同樣的地震新聞節目，所有的報紙都採用了黑白印刷—上面都是“國殤”、“天堂”這樣的詞語。而在人們的談話裡，“高尚情感”中開始不斷加入了令人不快的元素—比起沙特*的6 000萬美元，美國的50萬美元太少，排列了跨國公司的“鐵公雞排行榜”，馮鞏比姜昆更慷慨—於是，那個被很多人痛恨、希望能夠被悲劇盪滌掉的無比簡單、功利與庸俗的價值觀，頑強地再次出現了。
與此同時，另一些亟待展開的事情卻遲緩未動。距離災難發生已經10天了，但政府與公眾的情感與理智似乎停留在災難的最初階段，甚至有一種更為集中和一致的趨向。
最初，我理解並深切地感受到這種情緒。一場重大災難，就像一場戰爭一樣，能有力地將人們團結在一起。突然之間，所有的階級、財富、性別、職業、智力、性格的差異都暫時消失了，人們感覺到空前的平等，也覺得自己是更大群體的一部分—每個人都找到了明確的歸屬感。人們拋棄掉日常的庸俗、斤斤計較，感覺到自己的生活獲得了更大的意義。就像一位年輕記者在綿陽欣喜地發現了“災時的共產主義”。這種熱情富有感染力，但是註定難以長久，這並非令人嘆息，而是根深蒂固的人類特性。
而真正讓我憂慮的是，事情已持續至今，但所有的媒體卻開始用同一個口徑說話，而且所有的私人記憶都變得一樣，所有的悲痛情感都被引向“國家真偉大”，所有的悼念、慈善活動都可能變成了被形式化的集體行為，所有對災難更寬廣和更深入的探討都缺席、只有一種單一的悲痛，這樣複雜的人群、複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