們開始做人吧。何況要逃避這個命運，根本是辦不到的。不管熱情和本能本來是好是壞，空口爭論是沒有什麼用處的。或者我們反而倒有被束縛的危險。這種近情合理的態度造成了一種寬恕的哲學，覺得人類的錯誤和謬行都是可以獲得寬恕的，不論是法律上的、道德上的或政治上的，都可以認為是“一般的人類天性”或“人之常情”。至少，那批有教養的、心胸曠達的、遵循合理近情的精神而生活的學者，都抱著這種態度。中國人甚至以為天或上帝也是一個頗為合理近情的人物，他們以為你只要過著合理近情的生活，依著你的良知行事，你就不必再有所怕懼，他們認為良心的安寧是最大的福氣，認為一個心地光明磊落的人，連鬼怪也不能侵犯他。所以，只要有一個合理近情的上帝來擔任管理那些不合理不近情者的任務，世界便太平無事，諸事順利了。專制者死了；賣國者自殺了；惟利是圖者變賣他的財產了；有權有勢，擁有古董的收藏家（他們是利慾薰心，靠權勢來剝削人家的）的兒子們，把他們父親用盡心機蒐羅得來的珍貴，一齊變賣，四散地藏在別人的家庭裡了；殺人兇犯伏法了，遭辱的女人得到報復的機會了，難得有個被壓迫者會喊著說：“老天爺瞎了眼睛！”（正義不伸）。在道家和儒家兩方面，最後都以為哲學的結論和它的最高理想，即必須對自然完全理解，以及必須和自然和諧；如果要用一個名詞以便分類的話，我們可以把這種哲學稱為“合理的自然主義”（Reasonable naturalism），一個合理的自然主義者於是便帶著獸性的滿足在這世界上生活下去。目不識丁的中國婦人說：“人家生我們，我們生人家，另外還有什麼事可做呢？”
“人家生我們，我們生人家”，這一句話蘊藏著一種可怕的哲學。由於這種說法，人生將變成一種生物學的程式，而永生的問題便絕口不必談了。這正和一個攙著孫兒到糖果店裡去，一面在想著五年或十年後便要回到墳墓裡去的中國祖父一樣，他們在這世間最大的希望就是不至於生下羞辱門第的子孫來。中國人人生的整個典型就是這樣一個觀念組合起來的。
與塵世結不解緣
人類如要生活，依然鬚生活在這個世界上。什麼生活在天上啊等問題，必須拋棄。人類的心神喲！別張起翅膀，飛到天神那邊去，而忘掉這個塵世呀！我們不都是註定著要遭遇死亡命運的凡人嗎？上天賜給了我們七十年的壽命，如果我們的心志太高傲，想要永生不死，這七十年，確是很短促的，但是如果我們的心地稍為平靜一點，這七十年也儘夠長了。一個人在七十年可以學到很多的東西，享受到很多的幸福。要看看人類的愚蠢，要獲得人類的智慧，七十年已是夠長的時期了。一個有智慧的人如充分長壽，在七十年的興衰中，也儘夠去視看習俗、道德和政治的變遷。他在那人生舞臺閉幕時，也應該可以心滿意足地由座位立起來，說一聲“這是一出好戲”而走開吧。
我們是屬於這塵世的，而且和這塵世是一日不可離的。我們在這美麗的塵世上好像是過路的旅客，這個事實我想大家都承認的，即使這塵世是一個黑暗的地牢，但我們總得盡力使生活美滿。況且我們並不是住在地牢裡，而是在這個美麗的塵世上，而且是要過著七八十年的生活，假如我們不盡力使生活美滿，那就是忘恩負義了。有時我們太富於野心，看不起這個卑低的，但也是寬大的塵世。可是我們如要獲得精神的和諧，我們對於這麼一個孕育萬物的天地，必須有一種感情，對於這個身心的寄託處所，必須有一種依戀之感。
所以，我們必須有一種動物性的信仰，和一種動物性的懷疑，就把這塵世當做塵世看。梭羅（Thoreau，美國十九世紀作家和自然主義者）覺得自己和土壤是屬於同類，具有同樣的忍耐功夫，在冬天時，期望著春日的來到，在百無聊賴的時候，不免要想到尋求神靈不是他的分內事，而應由神靈去尋求他；依他的說法，他的快樂也不過和土撥鼠的快樂很相似，他這種整個的大自然性也是我們所應該保持的。塵世到底是真實的，天堂終究是飄渺的，人類生在這個真實的塵世和飄渺的天堂之間是多麼幸運啊！
凡是一種良好的、實用的哲學理論，必須承認我們都有這麼一個身體。現在已是我們應該坦白地承認“我們是動物”的適當時機。自從達爾文進化論的真理成立以後，自從生物學，尤其是生物化學，獲得極大的進展之後，這種承認是必然的。不幸我們的教師和哲學家都是屬於所謂智識階級，都對於智慧有著一種特殊的、專門家式的自負，致力於精神的人以精神為榮，正如皮鞋匠以皮革為榮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