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色金屬管理局10％，省物資管理局10％，省商檢局15％，省海運局30％，省財委11％。易秀湘認為，實際貪汙受賄人數要遠遠大於目前所掌握的數目。
為了加強對運動的組織指導，葉劍英要求廣東省“黨、政、軍、財四大系統，可抽調一批得力幹部，組織三反檢查組，上下左右，互相檢查。”把群眾動員起來，鼓勵大家檢舉揭發，“檢舉的方式無論口頭的、文字的、公開的、秘密的、直接的、間接的、完整的、片斷的，都一律歡迎。”
在華南分局的部署組織下，廣東省各地層層動員，層層指揮，穩步推進，運動很快在全省上下開展起來。
運動開展後不久，葉劍英收到華南分局送來的一份報告，內稱：“廣州長期在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之下，早已成為不法商人、貪汙分子的‘溫床’，過去廣州的貪汙風氣和姦商活動是全國出名的。運動初期，我們就發現了有個別合作社和銀行的兌換金銀部門工作人員100％是貪汙分子，市府秘書廳經管財物的人90％以上犯貪汙，一個稅務分局亦佔90％犯貪汙，整個財經系統62個單位中，初步發現貪汙分子達46％。就夠說明貪汙情況的嚴重了吧！”當時葉劍英還兼任著廣州市委第一書記，接到這份報告後，他也認為廣州的“三害”問題確實十分嚴重，便親自指導督促廣州開展“三反”鬥爭。
“務將一切貪汙分子追出而後止”（7）
1951年12月4日，廣州市政府委員會舉行委員擴大會議，政府委員、各局、處領導及各人民團體代表共84人出席。會議決定成立廣州市人民政府節約檢查委員會，葉劍英親自擔任委員會主任，市長朱光和郭翹然、田坪、梁湘為副主任，統一領導全市“三反”運動。會議要求全市各單位及各區立即成立節約檢查分會，並派出70人的檢查組，分別到全市各財經單位深入檢查。
12月29日，經葉劍英批准，廣州市委發出《關於大張旗鼓發動群眾，反對貪汙、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指示》，要求全市黨員幹部必須在思想上充分重視，各單位應在短時間內集中力量，迅速造成熱潮，形成群眾性的運動。為此，市委規定，所有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在1952年的頭一個月裡，每天只工作半天，半天用來學習、反省、坦白和檢查。
1952年1月4日，廣州市委召開所屬地委級以上幹部擴大會議，葉劍英在會上要求各級領導幹部要深刻認識到“三反”運動是一場嚴重的思想鬥爭和*，必須“首長負責，親自動手”，要求各級主要負責幹部要帶頭反省坦白，發揚*，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在這次會上，朱光、陳志芳、蕭貴昌、梁廣等市委、市政府領導帶頭進行反省，“下水洗澡”、“引火燒身”，消除廣大幹部的思想顧慮，增加大膽暴露問題的勇氣。
1月10～12日，*廣州市第二次代表會議召開，葉劍英作了開展“三反”運動的報告，回顧了一個月來廣州市“三反”運動的進展情況。葉劍英批評廣州市的運動進展緩慢，要求各級領導大膽放手，發揚*，立即掀起轟轟烈烈的群眾性的運動高潮。會後，全市各級黨政機關認真貫徹葉劍英提出的“逐級下水洗澡”的方針，各單位由上而下，先是局、處級以上領導幹部帶頭反省，接著是科、股長等各級幹部層層“下水”，進行坦白檢討，“檢查自己，真誠悔過，檢舉他人”，全市很快就掀起了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熱潮。據統計，廣州市“在參加三反的46420人中，查出有大小貪汙行為的有14335人”，貪汙人數佔參加運動總人數的30％。
在貪汙、浪費、官僚主義“三害”中，尤以貪汙現象最為突出，即使在經濟落後、人口稀少、交通不便的地區，鋪張浪費、貪汙蛻化的現象也很嚴重。
甘肅省處於內陸邊遠地區，長期以來，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下，生產力發展非常緩慢，經濟十分落後。人民政權從國民黨手中接收過來的是一個經濟結構單一、基礎薄弱、生產落後的爛攤子，工農業總產值僅為億元（按1952年不變價格計算），其中農業總產值億元，佔；工業總產值僅億元，佔。由於入不敷出，財政赤字高達58％。當時，甘肅省的基礎工業非常薄弱，現代工業幾乎是一片空白。輕工業和手工業作坊，零星分散，裝置簡陋，技術落後。長期以來，甘肅農業自然生態遭到很大破壞，水土流失嚴重，自然災害頻繁，農業生產條件很差。解放前，全省灌溉面積僅佔耕地面積的9％。尤其是農業生產手段極為落後，主要靠人力和畜力，“二牛抬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