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雖然也處理了一些貪汙案件，但未能提高到原則高度上來加以注意，更沒有想到大張旗鼓地發動群眾來堅決反對。事實證明，入城以來政府工作人員中受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影響是普遍、迅速而且很嚴重的。特別是供給制思想與腐化思想影響相結合，就發展為“抓一把”的惡劣作風，抓人、抓錢、抓東西，無限制地向公家要求，挪用公款，任意揮霍，習以為常。我們對於這些情況昏然不覺，或有覺而重視不足，當然更談不到掌握和研究幹部思想情況了。我們對劉、張事件所以長期不能發覺，第一個原因就是我們對毛主席的指示領會極差，放鬆了從這方面對幹部加強思想領導。 。。
一篇發人深省的檢討（3）
其次，我們在掌握幹部政策上也是有缺點和錯誤的。我們對幹部認識瞭解上存在著嚴重的片面性，“偏信、偏聽”。覺得這些幹部過去不錯，有功勞，英勇鬥爭，完成任務，有辦法，因而對幹部的瞭解片面化了，未能進一步從基層去了解幹部。張子善的居功自傲、欺上壓下，有其歷史性，我們只偏於看他過去艱苦奮鬥的一方面，偏於看他“有辦法”、“能完成任務”的一方面，而忽略了他壓抑*的家長式統治、欺上壓下的惡劣品質作風的一方面；只看到完成任務，而未深究是怎樣完成的。各專區幹部中有“老實人吃虧”的議論，這首先是不滿意天津專區劉青山、張子善等人蒙上欺下的可恥行為而說的。我們也聽到一些輿論，但我們總覺得天津專區的災情重、任務大，所以有意識地照顧他們一些困難。哪知這些照顧恰恰發展了他們的地方主義和本位主義。劉青山、張子善的壓制*、作風惡劣到極點。毛主席曾指出說我們的國家一向缺乏*傳統，要我們特別注意發揚*，我們對這一點也作得很差。直至現在為止，真正自下而上的人民反映還很不夠，像各界人民代表會也是如此，自上而下的貫徹多，自下而上的反映少，一方面下情不能上達，一方面我們又未切實注意下面反映，這就充分地反映缺乏*生活了。像一九五○年冬李克才曾要求調動工作，當時如果注意追根究底，也會發現問題的，但是卻被我們輕輕放過去了。滄縣專區有些幹部對張子善囂張浮誇、欺上壓下的不正派作風也曾對我說過，我們對張子善雖也曾進行過批評教育，但終未引起我們應有的警惕。
其三，我們的官僚主義作風，還表現在形式主義、文牘主義嚴重。文牘主義者滿足於訂計劃、看報告、下指示，卻疏於檢查。遇到報告寫得好就覺得工作好，數了收支相符的就准予報銷，而不再作深入調查。天津專區張子善恰是一個善於迎合又善於矇混，專門偽造證件寫假報告的人，譬如上面問幹部強迫命令情況，他提筆就寫出該專區犯錯誤者若干人；明明國家糧款已被他挪用了，但他的報銷冊子中還仍儲存有這筆數字，對此我們居然相信了。1951年春，劉、張自設河工供應站，高抬物價，本府曾經查出，並曾指示糾正，但究竟糾正了沒有，未再檢查，還僅僅認為是“本位主義”，而未警惕與深察非法剝削企圖的本質。我們雖然也有過不少次的檢查工作，但接觸上層多，接觸廣大幹部和群眾很不夠，瞭解情況受到很大侷限。特別像劉青山、張子善之徒親自佈置一套天羅地網、單線領導秘密掌握，藉以蒙弊掩飾罪行，天津地委、專署許多同志對於他的財產贓物都摸不著底，粗枝大葉的檢查工作者就更難發現了。他們極端惡劣的家長統治，幹部敢怒不敢言，某些幹部雖然不同意劉青山、張子善盜竊動用公糧，但未敢提出反對意見。直到1951年夏，劉、張為調動工作問題，他們卑鄙無恥地誰也捨不得這塊“肥肉”，都希望自己留下，對方調走，因而內部發生矛盾，上下左右拉攏、互相排擠，機關生產罪行的秘密才逐漸暴露出來。同時也由於堅持原則鬥爭的李克才最後向上級揭發，罪案才得以揭破。由此可見，天津專區幹部中的自由主義也是嚴重的。官僚主義與自由主義相給合，上面不瞭解下面情況，下情不能上達，這就大大助長了劉、張罪行的嚴重發展。
一篇發人深省的檢討（4）
其四，由於我們官僚主義的領導，也由於缺乏嚴密的制度，在財政上給下面留了兩個很大的漏洞。一是地方糧局由專署及縣管理，許久以來，不少地區有挪用事情，甚至有用以從事非法經營者。省府雖曾指示糾正，並於去春規定了地方糧開支辦法，始終因我們領導上存在著“重國糧輕地糧”的思想，監督不嚴，檢查很少，未能貫徹。這就給了下面以濫用的空隙，許多地方從中鑽空子。因此張子善憑藉專員地位，有權呼叫，竟竊取至億元之巨，而省府長期不知道。二是機關生產存在著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