悸塹澆逃�11個孩子的費用太高，所以他才決定只生我們四個。
“牛津、牛津、牛津。”他已經把這個詞彙灌輸到我們幾個的腦中。牛津是世界上最優秀、最受尊敬的大學之一，與英國的歷史密切相聯。英國的文學、教會、皇室、議會都與牛津大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父親承認美國教育非常發達，但是相對寬鬆。牛津大學將使我們接觸一個全新的世界和嚴謹的紀律觀念。我們四人一出生，他就希望把我們送到那兒去深造。作為老大，我是兄弟姐妹中唯一一個有幸在政變毀掉我們家之前從牛津完成學業的。弟弟米爾在第二學年開始後不久便離開了牛津，為營救父親在英國四處奔波；而薩娜姆則從來沒有到過那裡。我的牛津歲月讓父親重拾對母校的記憶，對他來說意義特別。
“我有一種奇異的感覺，看見你正沿著我22年前在牛津的足跡向前走。”1973年秋，我剛到牛津不久，父親就從拉瓦爾品第總理府給我寫信，“你在拉德克利夫求學，我感到高興，不過我沒在哈佛呆過，所以沒法想象在拉德克利夫的你是什麼樣子的。但是現在，我能真真切切地看見你在牛津，就跟當年我在那兒一樣，走在校園道路的鵝卵石上，踏上一級級冰冷的石階，穿過一扇扇知識寶庫的大門，你負笈牛津的夢想變成了現實。我們祈禱，我們希望，這個已經實現的夢想將把你帶進為民眾服務的終生偉業。”
4 阿爾—穆爾塔扎的沉思：負笈牛津（2）
父親當年初到牛津時應該比我剛到的時開心得多。在哈佛，我和室友有自己的套間，這兒卻沒那麼好。我在瑪格麗特女生樓裡有個單人房，但是很小，而且只能用過道上的公共盥洗室。沒有自己的電話，只得依靠大學裡陳舊過時的電報系統，往往要兩天才能通上信兒。同我那些熱情的哈佛夥伴相比，英國人顯得很矜持。一連幾個星期，我都去找一起來牛津的那幾個美國同學作伴。還好父親不斷來信關心我，給我寄來了一件古羅馬印刷品，那是他1950年掛在牛津基督學院自己宿舍裡的。“在你去牛津前，這個東西對你不會有任何意義，”他從阿爾—穆爾塔扎給我寫信說，“現在我把它寄給你，或許你也想把它掛在你的房間裡。”我把它掛在了自己的牆上，感覺到一股延續的溫情從巴基斯坦的泥土地上一直伸展到牛津校園一塵不染的道路上。
父親還告誡我說，與哈佛不同，牛津將教會我如何在壓力下工作。當政治學、哲學和經濟學的導師每週都要我寫出規定的兩篇文章時，我不得不承認父親說的沒錯。同樣，他鼓勵我參加牛津學生社團也是很有遠見的。
牛津有各種各樣的學生社團，從社會主義者、保守黨和自由黨的政治俱樂部到划船、打獵俱樂部，五花八門，應有盡有。而最有名氣的要數牛津辯論社。它創立於1823年，仿效英國下院的模式，一直被看作是未來政治家的訓練營。由於親眼目睹過政治生活的壓力和緊張，我並不想成為政治家，我的目標是投身巴基斯坦外交事業。儘管如此，為了讓父親高興，我還是參加了牛津辯論社。
一方面為滿足父親的願望，另一方面我也被辯論的藝術所吸引。亞洲次大陸上還有千百萬文盲，雄辯的口才一直髮揮著巨大的作用。數百萬人被聖雄甘地、賈瓦哈拉爾？尼赫魯、穆罕默德？阿里？真納，還有我父親的演講所折服。講故事、誦詩歌和作演講是我們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我那時候根本不知道，在牛津辯論社所得到的歷練，會使我日後能在巴基斯坦數百萬人民面前大膽講演。
學了三年的政治學、哲學和經濟學後，我第四年又選修了國際法和外交學的研究生課程。牛津辯論社是我生命中最重要和最快樂的一個焦點。它的花園和大樓位於牛津校園的中心，樓裡有地下餐館，還有兩個圖書館和一個檯球室，這兒對我來說就像阿爾—穆爾塔扎的房間一樣熟悉。在辯論大廳，從女權主義者作家傑曼？格里爾到工會主義者阿瑟？斯卡基爾等各色人物都給我們作過演講，兩位英國前首相斯托克頓勳爵和愛德華？希思也給我們作過演講。而學生上臺演講都要穿上正式的服裝，還要在衣服翻領上插枝康乃馨。我不得不換下牛仔褲，穿上安娜？貝林達的絲綢衣裳。用完燭光晚餐，我們便坐在一起進行激烈的舌戰。
命運真的巧得很，我第一次在辯論大廳裡演講，面對格萊德斯通和麥克米倫等英國政治家的半身塑像，演講的主題是透過憲法手段而非武力撤換一位民選的國家元首。“本院將彈劾尼克松”就是辯論社主席要求我提出的動議。
“一個人以法律和秩序為口號，參加總統競選；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