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師就無法開班辦學。而學校的課桌凳，已經在學校停辦後就陸續被人偷走了。經過商議後，村幹部們決定採取到各家各戶動員送孩子到寨裡的學校就近入學的方式，看誰家有學校的課凳。如果發現誰的家裡有學校的課桌凳，就婉轉地對那戶人家說：“學校停辦以後，村裡疏於對學校的課桌凳進行管理。感謝你家積極為村裡分憂，主動為學校保管課桌凳。現在，寨子裡的學校已經重新恢復起來了，煩麻你家把這些課桌凳送給學校吧，同時，也希望你家把孩子送到寨子裡的學校就近讀書，讓他們免受長途奔波的勞苦！在此，我們代表村裡感謝你們！”一席話說得這戶人家極為不好意思。經過村幹部的勸說，先後有二十多戶人家將原先從學校裡扛去的課桌凳送回了學校。接過鄉親們扛回來的課桌凳，沾文老兄深深地鞠了一個躬，連聲說：謝謝你們對學校的支援！鎮裡的領導聽說王沾文願意出來恢復者要學校，表示積極的支援，並從其他學校調劑了一些閒置的課桌凳送給者要學校。
到了9月1號，停辦了三年的者要學校終於重新恢復起來。那個用拖拉機廢舊輪子的鋼盆做成的吊鐘，又被重新掛在學校門前的冬青樹上。當沉寂了四年後的吊鐘被噹噹噹地敲響起來的時候，琅琅書聲也從學校裡傳了出來，古老的者要寨子又煥發出了勃勃生機。聽著那那一聲聲在寨子裡久久地迴盪的鐘聲，人們感到是那樣的親切，很多老人的眼角都流出了渾濁的淚水。我清楚地記得，這是1984年的9月！那時，我剛好從三合小學畢業考入鎮中學讀初一。
者要學校重新恢復起來的當年，共有四十多個學生報名入學，沾文老兄開辦了一年級和二年級，採用複式教學法開展教學工作。第二年，村裡又把高中畢業後在家務農的沾文老兄的二兒子王英祿請到學校裡當民辦教師，把學校辦到了三年級，學生總數也增加到了七十多人。從此，寨子裡那些剛入學的孩子們，就不再經受那種長途跋涉奔波到外村上學的勞苦，家長們也省去了那些因為孩子上學而產生的焦慮和煩惱。在寒暑假裡，沾文老兄還跟兒子一起，按照上級的要求，切實開辦了掃肓識字班和實用農業技術培訓班，認真組織寨子裡的成年群眾進行識字學習和實用農業技術學習，努力提高全寨群眾的文化素質和科技素質。日子，就這樣地在學校的當當鐘聲和朗朗書聲中平凡而又平靜地滑落。
對沾文老兄父子倆的辦學熱情，者要寨子裡絕大部分人家是支援和擁護的。但也有少部分人家，卻總是不停地進行冷嘲熱諷，似乎學校重新恢復起來以後給他們家造成了很多的損失似的，讓他們的心理總是感到極不舒服。有人說：“王沾文就是想顯示自己有文化，顯示他兒子有文化，才會提出恢復者要學校，才會喊兒子回到寨子裡教書。你王沾文有文化有什麼了不起，還不是一樣跟我們一起上山下田做農活？你兒子有文化有什麼了不起，最終還不是回到寨子裡跟我們一樣當農民？”這些尖酸刻薄的語言，聽後令人感到心一下子便會從頭頂冷到腳底。面對這些冷嘲熱諷，沾文老兄毫不再乎。他覺得，正是因為者要寨子的文化落後，才會有人說出這種幾乎不可能是人說出來的話。越是文化發達的地方，越是特別尊重教育和文化。有這種閒言碎語的出現，說明者要寨子的教育更需要加強。而要發展者要寨子的教育文化，總得有人站出來承擔重任，總得有人不計得失地付出。作為曾經在者要寨子執教多年的民辦教師，作為者要寨子裡為數不多的幾個讀到初中畢業的文化人，他有責任承擔起恢復者要學校的責任，有堅持把者要學校辦下的責任。沾文老兄不但自己這樣想，也這樣反覆作兒子的思想工作，希望他能夠心胸開闊地面對寨子裡傳出來的這些尖酸刻薄的語言，認認真真地教好自己的書。在沾文老兄的動員下，他的兒子王英祿才堅持在寨子裡的學校當民辦教師。
由於一些村民的不理解和不支援，從思想基礎上使者要學校的發展受到了影響。因為上級政府沒有資金支援，村委會也沒有資金支援，當學校需要維修時，只能依靠發動群眾集資的方式籌集所需的資金。但是，在發動群眾集資時，竟然會有很多人家拒絕出資。他們說：“我家現在已經沒有人在者要學校讀書了，憑什麼要出錢維修學校給別人家的娃娃讀書？維修學校所需要的錢，應該只由那些有娃娃在者要學校讀書的人家出！”聽到這樣的話，沾文老兄傷心得直想哭。見有人不資，那些原先準備集資的人家也決定不交錢了。即使是那些有孩子在者要學校讀書的人家，也沒有誰再願意主動把錢交給學校。沒有錢，學校教學樓屋頂上已經損壞了的瓦就不可能得到及時翻撿。屋頂上損壞了的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