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了前美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布熱津斯基的華盛頓辦公室。就在楊瀾與布熱津斯基進行禮節性的寒暄和問候的當口，攝影師和燈光師早已提前將裝置調整到位。“布熱津斯基博士，非常感謝您抽出時間來接受我們的訪問……”當楊瀾的開場白安全響起，一場訪談順利展開的時候，站在攝影師旁邊的編導君達終於吐出了來到華盛頓之後的第一口大氣。
與放鬆下來的君達不同，現場有一個人始終與訪問者楊瀾的思維一起緊繃著，他就是總策劃蔣昌建。作為《楊瀾訪談錄》2002 年大製作“中美關係特別節目”的智囊，此時他手裡拿著的是上萬字的《布熱津斯基訪談策劃文字》。作為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的老師，他對布熱津斯基的解讀更多地來自於其英文原版著作。《失去控制：二十一世紀前夕的全球性混亂》主要從宗教和哲學的視野來分析未來世界的形勢；《大棋局》則是典型的地緣政治分析方式。對於和自己同樣有著“政治學”專業背景的布熱津斯基，蔣昌建設定了這樣的提問：您為何選擇進入蒙特利爾大學的政治學系求學？我們發現有關您的資料，大多是關於您擔任國家安全事務顧問時的，對您年輕時候談論得很少，當時是不是您自己決定要考政治系的？在中國，現在孩子們選擇大學的專業都要聽取父母的意見，您是不是也問了您父親應該如何選擇？
真相（2）
蔣昌建對這個問題的關注是有意味的。20 世紀60 年代中期，蔣昌建出生於南部沿海城市廈門，在中國內地還很閉塞的70 年代，剛剛看到電視的他同時也看到了“來自海上的訊號”。父親是常駐部隊的軍人，對他成長影響更多的是做紡織工人的母親。彷彿是命運的弔詭，一個“寬鬆”的環境造就出了一個具有“自尊心”的好學生。“自尊”產生的力量驅使著蔣昌建選擇了安徽師範大學政治教育系，這位青年人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在這個領域裡成名成家”。他的這個“偉大”的想法在當時太正常了，因為80 年代的中國氾濫的不是“金錢和奢侈品”，而是像金子一般璀璨的“理想和主義”。當薩特的《存在與虛無》成為年輕人人手一冊的必備讀物時，喜歡朦朧詩派的蔣昌建在外文系的資料室又遇到了波德萊爾，一朵《惡之花》給予了他“新的戰慄”：原來詩歌也可以這樣寫！來自於外文系的種種新奇又像新一輪來自“海上的資訊”，讓蔣昌建感喟如舶來品一般的“真相”。
一代人接近真相的方式是如此趨同，當政教系學生蔣昌建流連於外文系英美文學原著和大部頭哲學書籍中時，北京外國語大學英美文學專業的學生楊瀾將閱讀範圍漸漸鎖定在了與人文歷史有關的書籍：尼克松的《領導者》、“美國電視新聞第一夫人”芭芭拉的個人傳記、關於兩次世界大戰的內幕，甚至蘇伊士運河危機，這些還原真相的書籍和專題片總是能格外滿足楊瀾對歷史深處的“窺探欲”。
1994 年，楊瀾遠赴美國繼續求學，還未來得及在紐約站穩腳跟，哥倫比亞
就給這位來自中國的好學生來了一次下馬威。在國際和公共事務學院開學進行的基礎概念課摸底考試中，楊瀾得了一個“不及格”。何謂“聯合國系統中的幾大機構”，何謂“古巴導彈危機中對峙與心理戰”等考題，對於一個國家電視臺綜藝節目主持人來說是陌生的概念，儘管楊瀾非常喜歡相關的知識，但感性上的興趣愛好和建立一個“政治、經濟、法律、外交”四維框架的專業能力有著天壤之別。經歷過這次魔鬼考試之後，26 歲的楊瀾開始了一段瘋狂填補空白知識的學習歷程。
成人的世界觀也許不可能被後天啟蒙，但可以被補充完善。經過1993 年國際大專辯論賽的洗禮，蔣昌建將“最佳辯手”的得來歸於自己在復旦大學經歷的魔鬼般的閱讀與討論。在教授們開出的長長的書單裡，學生們先是認領各自的閱讀物件，往往是間隔很短的時間，老師就會開展討論對話課程。在老師們轟炸似的提問下，那些未被認真閱讀的書籍就會自動露出原形。討論的過程既是對知識的高濃度提煉，又是對錶達能力的殘酷鍛鍊，兩者相結合的最好效果是催生“創造性的思維”，這個思維是對一名學生知識體系和表述能力的全方位鍛造。也只有經過這樣的一段“厚積”才會有辯論會上的“薄發”，因此蔣昌建評價復旦的學習訓練使得他“敢於站出來，能夠說對的話”。
“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對於這句17 年前被自己引用過的著名詩句，蔣昌建曾經糾結過，比賽前的頭一天晚上本不想用這段話，在他看來，其實不講這段話，結尾也可以完成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