乎他早就贊同維新，講求洋務，還很跟得上時代潮流哩。在奏摺中，他痛詆康有為，在行文上卻不是攻擊他維新變法的政治主張，而是攻擊他的人品。許應騤也只能採取這樣的態度。這時，正是百日維新的開始之時，變法不僅是康有為的主張，而且是皇上的廟算，他不能不表示他是可以接受甚至贊成變法的態度。奏摺中涉及康有為變法主張的，只有這樣幾句：“康有為逞厥橫議，廣通聲氣。襲西報之陳說，輕中朝之典章，其建言既不可行，其居心尤不可測。”攻擊他人品的話就說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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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異路 逃異地（3）
康有為與臣同鄉，稔知其少即無行。迨通籍旋里，屢次構訟，為眾論所不容。始行晉京，意圖倖進。終日聯絡臺諫，夤緣要津，託詞西學，以聳聽觀。即臣寓所已乾渴再三，臣鄙其為人，概予謝絕。嗣在臣省會館私行立會，聚眾至二百餘人，臣恐其滋事，復為禁止，此臣修怨於康有為之所由來也。比者飭令入對，即以大用自負，向鄉人揚言。及奉旨充總理衙門章京，不無觖望。臣在總署有堂屬之分，亟思中傷，捏造浮辭，諷言官彈劾，勢所不免。
趁這機會，許應騤就把宋伯魯、楊深秀這兩位言官對他的彈劾，說成是康有為慫恿所致。他請求將康有為罷斥驅逐回籍。
五月二十四日（7月12日）的《申報》上刊登了許應騤的這一道奏摺。周慶蕃看了，很是開心，其中對康有為的那些斥責，大合他的心意。他又看到，魯迅到南京兩個多月以來，熱心閱讀新書報，談新學，儼然是個小康黨了，於是把他叫來，把這份報紙遞給他，說：“你這孩子有些不對了，拿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來去看去。”
二十多年之後，魯迅在《瑣記》這篇回憶文中寫到這件事：“那文章現在是一句也不記得了，總之是參康有為變法的，也不記得可曾抄了沒有。仍然自己不覺得有什麼‘不對’，一有閒空，就照例地吃侉餅，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論》。”大約魯迅那時就沒有怎麼細看，所以印象不深，多年之後再說，就更有出入了。比如對許應騤奏摺主旨的概括，說“總之是參康有為變法的”，就不如說“總之是參主張變法的康有為的”確切。再說，看《天演論》也不是在水師學堂時候的事，而是稍後在礦路學堂時候的事，這裡可以看做是借指當時流行的那些新書報吧。
八月初六（9月21日）政變發生。慈禧太后臨朝訓政，光緒皇帝被幽禁於瀛臺。“百日維新”（實際上是一百零三日）到此終結。譚嗣同、楊深秀等六君子被殺。康有為、梁啟超亡命海外。御史宋伯魯也革職永不敘用。這時，周慶蕃頗為自己的先見之明自得了。後來魯迅在《忽然想到（五）》中記下了他這樣一件小事：“政變之後，有族中的所謂長輩也者教誨我，說：康有為是想篡位，所以他的名字叫有為；有者，‘富有天下’，為者，‘貴為天子’也。非圖謀不軌而何？”
作為一次政治改革運動，戊戌變法就這樣以失敗告終了。但是作為一次規模廣大的思想啟蒙運動，卻並沒有因為政變而終結。像嚴復，他還繼續不斷翻譯介紹歐洲的名著，陸續出版了亞當·斯密的《原富》（1902）、斯賓塞的《群學肄言》和約翰·穆勒的《群己權界論》（1903）、甄克思的《社會通詮》（1904）、《孟德斯鳩法意》（1904—1909）……等等。他透過翻譯這些書籍，介紹歐洲近代政治學、法學、社會學、經濟學和哲學思想，對於幾千年來中國專制社會的文化傳統是一種有力的批判。青年魯迅成了嚴復熱心的讀者。周作人在《魯迅與清末文壇》一文中回憶說，在極有興趣地讀過《天演論》之後，“以後他每譯出一部書來，魯迅一定設法買來，自甄克思的《社會通詮》，斯賓塞的《群學肄言》，孟德斯鳩的《法意》，以至讀不懂的《穆勒名學部甲》，也都購求到手。”這時，魯迅大量閱讀嚴復和另外一些人譯出的新書，促成了他思想的早熟。
1898年9月，兩江總督劉坤一決定在江南陸師學堂內附設一礦路學堂，招考新生。這時魯迅正對水師學堂的情況感到不滿，也許還加上想到離周慶蕃遠一點的願望，即去投考。九月十二日（10月26日）放榜，錄取了。他就轉到這一邊來就讀了。礦路學堂的情形，魯迅後來在《瑣記》一文裡說了一點：
這回不是It is a cat了，是Der Mann；Das Weib；Das Kind。漢文仍舊是“潁考叔可謂純孝也已矣”，但外加《小學集註》。論文題目也小有不同，譬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