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一個新的職員到校了，勢派非常之大，學者似的，很傲然。可惜他不幸遇見了一個同學叫“沈釗”的，就倒了楣，因為他叫他“沈鈞”，以表白自己的不識字。於是我們一見面就譏笑他，就叫他為“沈鈞”，並且由譏笑而至於相罵。兩天之內，我和十多個同學就迭連記了兩小過兩大過，再記一小過，就要開除了。但開除在我們那個學校裡並不算什麼大事件，大堂上還有軍令，可以將學生殺頭的。做那裡的校長這才威風呢，——但那時的名目卻叫作“總辦”的，資格又須是候補道。
魯迅到南京的這一年，正是清末維新運動的高潮。甲午戰爭失敗的刺激，促使朝野上下都有了一種強烈的改革要求。這種要求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康有為。他多次上書，指出當時正處在“四千年未有之變局”，“今日在列大競爭之中，圖保自存之策，舍變法外別無他圖”。“願皇上以俄國大彼得之心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為政法”，具體措施，他提出了例如“停捐納、汰冗員、專職司，以正官制；變科舉、廣學校、譯西書，以成人才”。1898年初，他又發表《孔子改制考》一書，以為《春秋公羊傳》講“通三統”，就是說夏、商、週三代的法制並無沿襲，孔子作《春秋》就是為的改革法制。他把孔子說成改革家，表明他的變法主張不但大合時宜，而且深合古訓。這樣，贊同者可以理直氣壯地贊同，反對者也不能不稍有顧忌。加上他的經學家的名聲和新科進士的身份，當然地成了維新運動的領袖。
新的出版物，也反映出了維新空氣的濃厚。1895年，林紓翻譯的《巴黎茶花女遺事》出版，1896年梁啟超主編的《時務報》創刊，1898年，嚴復譯述的《天演論》出版。一時間，新辦起的報刊和新出版的譯本還不少。魯迅就是在這個時候，從一個比較閉塞的小城走出來，他立刻受到這種維新空氣的感染。在《瑣記》這篇回憶文裡，魯迅生動地記下了當年他興奮地閱讀《天演論》的情形。
維新變法的主張得到了光緒皇帝的支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他下詔定國是，提出“博採各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這就是史稱“百日維新”的第一日。幾天之後，皇帝在仁壽殿召見工部主事康有為。這次召見的情況，據《光緒朝東華錄》說：
上深以廷臣守舊阻礙變法為憂，康有為面奏：請皇上勿去舊衙門而惟增置新衙門，勿黜革舊大臣而惟漸擢小臣。多召見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賞以卿銜，許其專摺奏事足矣。彼大臣向來本無事可辦，今但仍其舊，聽其尊位重祿；而新政之事，別責之於小臣。則彼守舊大臣既無辦事之勞，復無失位之懼，怨謗自息。
“漸擢小臣”就從康有為開始，當天，“命康有為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
這樣也就開始了新舊黨之間的劇烈鬥爭。五月初二（6月20日）御史宋伯魯楊深秀奏劾禮部尚書總理各國事務大臣許應騤守舊迂謬阻撓新政。奏摺說：
皇上既深維窮變通久之義，為鼓舞人才起見，特開經濟特科、歲舉兩途，以廣登進。而許應騤庸妄狂悖，腹誹朝旨，在禮部堂上倡言經濟特科之無益，務欲裁減其額，使得之極難，就之者寡，然後其心始快。此外見有詔書關乎新開下禮部議者，其多方阻撓，亦大率類是。接見門生後輩，輒痛詆西學，遇有通達時務之士，則疾如仇。
奏摺建議給予許應騤降職處分，以為守舊誤國者戒。光緒皇帝對這事的處理，據康有為在《自編年譜》裡說，“時許應騤議經濟特科及廢八股事，多方阻撓，御史楊漪川、宋芝棟聯名劾之。上惡及阻撓科舉，即定罷斥。剛毅乞恩，不許；請令總理衙門查覆，不許；乃請令其自行回奏，上不得已允之。”光緒皇帝下的上諭是：“御史宋伯魯、楊深秀奏禮臣守舊迂謬阻撓新政一折，著許應騤按照所參各節明白回奏。”許當然明白皇上對他的惡感，怎樣回奏才能挽回局勢確實是個難題。怎麼辦呢？據《康南海自編年譜》說：“許應騤夜走請於剛毅，剛屬其牽攻我可免，許從之。上重於為我故去大臣，故聽之。”老於官場的剛毅老奸巨猾，看準了慈禧和光緒的矛盾，叫他反守為攻，回奏中猛攻康有為，光緒投鼠忌器，就不會拿他怎麼樣了。許應騤就照著剛毅指點的這樣辦，兩天之後，五月初四（6月22日）他遵旨明白回奏了。對原參各節逐項痛駁，全面為自己辯解。說的都是“夫誹存於腹，該御史奚從知之”，“何得雲多方阻撓”，“何嘗痛詆西學”之類。他還自我表白說：“竊臣世居粵嶠，洋務夙所習聞，數十年講求西法，物色通才……”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