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同事生病、坐月子、夫妻間不和及諸多旁人意想不到的細微小事上，讓人領受她的真情，感念她的友誼。她在家裡的慈愛，體現在對丈夫的忠誠和對女兒成長的無微不至。雙重身
份的女人重子輕夫乃通病，她也不例外，這種長久的感情傾斜終於導致愛情的航船擱淺，旁人驚訝，我卻認為物極必反，她與她先生的僵局，非是天命，而是人為，她自己的責任不可以推卸，怨不得別人。
娟子在仕途上進步不大。整個八十年代，她都是“幹事”崗位，一天到晚牛似地幹事。進入九十年代。許多同齡人以形形色色的業績升官了，也發財了。好不容易官拜九品，領導竟要她遠赴深圳，去當辦事處負責人。電廠在外有“京辦”、“漢辦”和“深辦”，在娟子任前任後，人人都是副處級待遇，唯獨她不叫“主任”，而只稱“負責人”。走之前，誰不是弄了頂帽子才“欣然從命”呢？就她傻，不計條件就走人，在深圳熬了兩年，回來依舊官拜九品，而接替她的，卻又是八品。她的遭遇與我在電廠報社時驚人相似，我嘛，是領導見了頭疼的不安份之輩，似乎是葛洲壩電廠的不安寧因素了，不被重用具有相當的合理性。娟子她招誰惹誰了呢？既非能力差水準低卻始終與仕途無緣，想這弱女子竟生有幾根傲骨。恰恰因為這樣，娟子便是真娟子，讓人在羨慕其人品時領悟人生真諦，慎思活著的意義。
去年，她從廠辦平調至檔案館，而接替她位置的人又鬧了個副處待遇才上任，我耽心她暗自生氣，便撰了一幅對聯送她：“此辦彼辦人人絆，這館那館處處管”橫批是勸慰：“隨遇而安”。
這一去半年多，感覺不賴。“隨遇而安”真做到不易，她的確是在努力實踐著這四個字，我這個做大哥的，似乎也可從此心安。古語說得好：“無欲則剛”。當今社會，平平安安度日，堂堂正正做人，你做人的價值體現在友情與親情裡，你的身影能常常浮現在朋友的心目中，足矣。
眼下，娟子的唯一期盼便是女兒去新加坡留學，這是揪心的事兒。但願，五月底，她能得到好訊息。
我的作家夢
�� 做夢當作家，時間很長。細究起來，最初的夢是在軍營裡做的。
1970年底，我從鄂南的武昌縣京劇團以學員身份被部隊“挖”到中原，榮幸地成了一名帶領章帽徽的宣傳隊員。當年正值“樣板戲”高潮，部隊從四川、江西、湖北、湖南、河南等地物色並弄來了一堆有文藝專長的“新兵”（多數是專業團體的，年紀挺大），組成了文藝宣傳隊。隊員們集中後，便排演節目，到野營拉練的部隊集訓點作慰問演出。由於我們所在部隊是團的建制，這個宣傳隊便註定了“業餘”命運，換句話說，我們每個隊員的正式編制均在連隊，宣傳隊每年要被迫“解散”兩三個月。我們一夥從專業劇團來的隊員便鬧情緒，指責部隊行編，明明說是專業文工團，如今卻要面臨散夥……但鬧歸鬧，你不是成了軍人麼，還能拒不執行解散令？我那時不滿十八歲，第一年解散就被安排在電影組放電影，第二年便乖乖地回到了連隊。
說來你也許不相信，我所在部隊是炮團，我的身份是炮手，從參軍到兩年後復員，從未打過一炮。在連隊的三個多月裡，只參加過演練性的“緊急集合”，搬運過無數次彈頭和藥筒裝的加農加榴炮彈（彈頭重90斤，藥筒重50多斤），再便是無休止地挖大炮掩體、進入“陣地”、“偽裝”、“撒出陣地”。部隊也偶爾搞搞“實彈射擊”，但我們無緣抵達前方陣地，後方打炮，炮彈飛行到幾十公里外爆炸，我感覺很神秘。
好奇心使我想入非非，使開始做夢，想用手中的筆把這種炮彈飛行的神秘感記錄下來。當時被我們稱為“文豪”的周通富，早我入伍，同在宣傳隊又同被下放到一個連一個排，我稱他大哥。他那時就知道普希金、托爾斯泰、雨果、莫泊桑，在我的筆記本上開列了一大串世界文學名著清單，可惜那時一本也沒有見到。那年月，部隊圖書室和地方圖書館，都見不到文學類的書，我只好胡思亂想，在日記本上記一些我自認為是詩的“豪言壯語”。我想，當作家不容易，做個詩人大概不難。在這種心態下，我偷偷地寫了幾十首詩歌，請人列印，打算寄到《解放軍報》。這些“作品”從連隊託人帶到團部郵寄時，曾交給宣傳部的一位幹事看過，評價挺不錯，只可惜泥牛入海，《解放軍報》既沒刊登也沒退稿，時至今日我仍感覺奇怪：那時寄稿部隊要寫推薦函並加蓋公章的，《解放軍報》用與不用，肯定有明確答覆，何況，象《炮彈》組詩，我至今也不覺得臉紅，如“炮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