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部分(3 / 4)

社會契約論”,德國的君主立憲制等。

以“明六社”為代表的知識分子無疑是“挺歐化”的主力軍,但其全盤西化的主張也難免讓他們的學習流於盲目和淺浮,單純地效仿西方國家的民主運動讓自由民權運動一度陷入困境,因此,明治二十年代的知識分子開始對之前的學習態度進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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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挺歐化”與“反歐化”(4)

這一時期,有人指出了全面“歐化”的弊端,的確,對西方諸國的思想不加選擇地吸收很容易引起日本思想界的混亂,由於國際局勢變幻莫測,人心惶惶,日本人對未來已經備覺迷茫,思想上的混亂很容易擾亂國家政局,為日本帶來更大的災難。一些對日本傳統文化情有獨鍾的學者更不滿對西學盲目崇拜的社會風氣,認為日本若想自信地傲立於世界之林,首先要樹立對自己文化的自信。

明治二十年代的知識分子不再像從前那樣照搬西學,他們一方面深入探究歐美文化的精神價值,一方面挖掘日本傳統文化的閃光點,試圖找到二者的契合點。德富蘇峰是這一時期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他創辦“民友社”,力求徹底“歐化”日本國民精神,以《國民之友》為陣地,深入細緻地向日本青年解讀西學。

三宅雪嶺和陸羯南則剛好站在德富蘇峰的對立面,他們對西學大舉進駐日本的現狀深深憂慮,生怕來勢洶洶的西學泯滅了日本民族的個性,因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不僅要有獨立的主權,也要有獨立的民族精神,與眾不同的民族文化。同時,一旦那些習慣了被壓迫的底層人民的民主、人權意識被西學喚醒,日本的國內矛盾勢必被激化,外憂尚未化解,再有內患來襲,日本的前途愈發不容樂觀。雖然陸羯南也認識到“歐化”是日本發展的必經之路,並在《日清歐化主義》中詳細論述了亞洲國家要想擺脫落後的狀態,只能依靠“歐化”,但他又額外強調“歐化”是為了保住“本國固有文化”,因此絕對不能“違背國民性”,他試圖用國家主義約束“歐化”。

這一時期,“挺歐派”和“反歐派”勢均力敵,都有為數不少的支持者。

德富蘇峰的思想在甲午戰爭之後發生了根本性轉變,日本對外戰爭的勝利和社會中逐漸瀰漫開來的民族主義思潮,感染了德富蘇峰。他開始鼓吹國家主義、權力主義、帝國主義,在他看來,日本和德國一樣實行著君主立憲制政體,在德國大行其道的國家主義當然也可以在日本暢行無阻。

到了明治三十年代,內村鑑三、中江兆民、木下尚江、幸德秋水又向日本社會引入了社會主義思想,遺憾的是,由於對馬克思等人理論的瞭解不夠透徹,日本的社會主義運動在政府的殘酷鎮壓下受到重創,元氣大傷。

日本的知識分子在日本“歐化”的過程中不斷地反思和修正,討論著如何才是適合日本的“歐化”形式;討論著日本的民族主義在“歐化”中的去留問題;討論著“歐化與傳統”、“制度與精神”、“國權與民權”、“民主與專制”之間如何才能更好地協調發展。對於“歐化”沒有人消極的爭論是對還是錯,幾乎所有的知識分子們都意識到“歐化”對日本的必要性,大家只是在具體的問題上存在或大或小的爭論。

明治維新時期的知識分子可以分成不同的派別,一個是英國派,這一派以福澤諭吉、森有禮、中村正直為代表,他們主張在日本推行英國的功利主義;另一個是德奧派,以西村茂樹、加藤弘之、伊藤博文為代表,主張日本像德國、奧地利那樣實行國權主義;而以板垣退助、植木枝盛、中江兆民為代表法國派,則希望日本能發揚法國式的自由主義;德富蘇峰、內村鑑三、木下尚江、幸德秋水、片山潛被稱作“美國派”,強調美國的基督教博愛主義;此外還有以三宅雪嶺、陸羯南為首的國粹主義、國家主義,竭力捍衛西學衝擊下的日本傳統文化。

這些知識分子雖然觀點不同,但目的無非都是為了實現日本的國富民強,實現國家的現代化,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深入政治體制內部,成為政府要員,並在其中發揮著積極作用,實現著強國理想。

但同時,他們對國家中存在的種種弊端和頑固的舊勢力又表現出妥協軟弱的一面,這集中體現在一些團體派系的論爭上,這些論證多聚焦在“制度和精神”層面。其中規模最大的當屬“德育論爭”和“明治民法論爭”,“明治民法爭論”圍繞著封建家族制度進行,論戰的結果是廢除一些落後於時代的典型封建產物,如一夫多妻制,並且給予婦女離婚的權利,逐漸向現代化的社會制度靠攏。雖然在這些論戰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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