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的傳播媒介也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多種多樣，當這兩個條件發展到一定階段時，教育體制的變革應運而生，文化結構的質變隨之而來。
如果將“明六社”發起的思想啟蒙運動，看作教育體制變革的第一枚果實，那麼興起於18世紀晚期的“蘭學”就可謂開了教育體制變革的先河。荷蘭是最早和日本建立聯絡的西方國家之一，當時的日本還有一個專門用荷蘭文研究西方自然科學的“蘭學派”。芝蘭堂是日本最早的蘭學塾，也是最早教授西學的民間教育機構。它不同於舊世的儒家學堂，也和各藩建學校有很大區別，它教會學生開眼看世界，拓寬他們的氣魄心胸，讓他們不滿於汲取儒家一家思想。芝蘭堂稱得上是日本“歐化”之始，開了日本新式學堂建立之先河。
日本最早的一批新式學堂多著重於傳授西方軍事科學，這些學校的創辦人或許沒有想到，他們的學校竟瓦解了傳統的教育體制，讓日本教育進入了全新的歷史時期。西方其他學科和其軍事科學一起悄悄流入了日本，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學生、老師的思想，象先堂和適適齋是這些新式學堂中的佼佼者，在這些民間教育機構不斷擴大發展的過程中，在它們全面引入西方文化之後，日本的教育結構發生了明顯的轉變。
然而，這只是一種轉變，並不是轉型，“轉變”是“轉型”的基礎，是一種積累過程，當“轉變”到達一定程度時就會發生“轉型”。日本教育體制的轉型就是這樣一種過程，在政府建立起全面吸納西方文化的教育機構之後才正式開始教育體制的轉型。
1853年，美國海軍司令佩裡率領艦隊逼迫日本簽下“開國”的城下之盟，史稱“佩裡來航事件”，日本國民為之驚奇，日本政府為之一震。看著勢不可擋的美國艦隊大搖大擺地開入日本領土，危機感頓生的日本人立即開始探求救亡圖存之道。救國勢必要從教育入手，民強才能國強，1858年福澤諭吉在中津藩開設洋學塾，1868年以“王政復古”為契機搬至芝新錢座，改設為慶應義塾，它沿襲了芝蘭堂的西學傳統，而其以歐美自由結社為模本的辦學方式則啟發了後來的日本大學。
與此同時，日本政府也著手教育體制的改革，集中優秀師資，創辦藩學所，以政府的名義引入西方的先進文化，它是第一個由日本官方創辦的專攻外國文化的綜合性學校，也是日本最大的洋書收藏中心，它孕育了日本近代綜合性學府的雛形，培養了大批維新人才。
明治維新後，日本開始了大刀闊斧地“歐化”，政府親自出馬指導教育改革，以西方國家為模式，建立起現代教育制度。日本政府先後實行過多種教育體制，1872年，在參考了法、德、荷、英、美等國家的學制後，文部省頒佈《學制》，希望日本的教育也能像法國的一樣，具有高度的劃一性和強制性。1879年《學制》廢除，《教育令》生效，該令以美國的教育制度為樣板，以自由主義為基礎，推動了日本教育體制的深化改革。1886年《大學令》頒佈，同時制定了《師範學校令》、《小學校令》、《中學校令》和《學位令》，以立法的形式規範了日本的教育體系，這些法令被統稱為《學校令》。
此外，日本政府還增設了29所高校，承認私立大學的合法地位，日本教育體制的轉型正式完成，日本的文化結構轉型也基本完成。
政府和民間教育機構的改革的雙重作用讓日本教育體制成功實現了轉型，日本“歐化”發展到一個新的層次，這要歸功於現代知識分子的先知先覺，他們對“歐化”的堅持和執著，讓教育機構的現代化轉型順利完成。
明治維新的過程就是“歐化”的過程，明治時期的三大結構即自由主義、平民主義和國家主義，不同的歷史時期的知識分子對“歐化”的態度都不相同。明治時期的“歐化”可以被分成3個歷史階段，即明治政府統治的最初10年；明治二十年代及明治三十年代。在這3個階段中，知識分子都發揮了很大作用。
明治初年之後的10年的是介紹西洋思想和自由民權運動的興起階段。這時的日本剛被開啟國門不久，猛然間意識到自己落後了世界一大截，開始奮起直追，最大限度地學習西方國家的先進技術和思想模式，在日本掀起了思想啟蒙運動。這一時期最有代表性的事件當屬“明六社”的創立和《明六雜誌》的開辦，“明六社”的創始人福澤諭吉、西周、津田真道、加藤弘之、中村正直、西村茂樹、森有禮都對封建主義大加批判，大量引進西方國家的理論，例如：英法系統的實證主義和進化論，英國的功利主義，法國的“天賦人權”說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