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愛國志士，他為日本的被侵略痛心疾首，以筆為器，抒寫著被壓迫者的憤慨。但時間僅僅過了10年，眼看著日本一天天強大起來，他又搖身一變成了侵略擴張的鼓吹者，其前後對侵略的態度，有天壤之別。
10年在人類發展的漫長歲月中不過是稍縱即逝的一瞬，但在某些特定的歷史時期，10年的光陰足以決定一個國家的命運。19世紀末的亞洲處於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其中的各個國家都在慌亂應對比自己強盛許多的帝國主義國家的蹂躪侵犯，在愈發嚴峻的現實面前迷茫不已。福澤諭吉在《文明論概略》序言中表現出的那種深深憂慮，“人心既如此騷亂，社會上的一切事物錯綜複雜的情形又幾乎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也是當時亞洲動盪境遇的最好折射。日本在被侵略的劇痛中覺醒，在被侵略的劇痛中強大，卻依然無法擺脫曾經落後捱打的陰影，世界上的強國都在忙著侵略亞洲，侵略別人恰恰是證明自己強大先進的一種手段，侵略者間是平等的夥伴關係，只要躋身到帝國主義的隊伍中來，自己的安全就有了保障。
福澤諭吉曾將亞洲其他國家比作“鰍”，將日本比作“鶴”，認為日本就應當用“殺鰍養鶴”的方法強大自己。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福澤諭吉將這場戰爭稱作文明與野蠻之戰，在他眼裡，日本是文明的，中國是野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