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期領取祿米而沒有知行地的家臣越來越多，這大大減少了家臣坐大的機率。各個大名都很快察覺到這種辦法的好處，因此到了17世紀末，整個日本依舊實行知行地制度的藩便只有總數的17％了。
武士不再料理農事，他們遠離農村，少了戰事滋擾的農村也很快發展起來。18世紀初，日本的很多農村都開始按農民擁有的土地面積大小徵繳年貢，分派徭役。當這類按地面積收稅的村莊達到一定數量後，農民們管理村務的方法也發生了變化。在當時，村會議的召開是每個村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村民們要在村會議上制定村法，選舉村子官員，對村子的財政進行規劃。每個村子都有名主和若干組頭負責管理那些靠從村財政中支取年祿的官員，而名主和組頭的言行舉止也要受“百姓代”的監督。
在管理地方事務的知行地名存實亡之時，村子的自我管理就顯得格外重要，很多時候知行地甚至還要依靠村子經營管理，因此村裡德高望重之人有時也會出任知行地官員。而後日本的朝廷、幕府、武士和百姓，依然在歷史的程序中一步步慢慢地循自己的腳步走著。一路下來，地域的特性使他們有了各自固定的套路，也就是民族的根性。只有更好地瞭解這些，潛藏在日本最深處的東西才能一點點被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