締結三國同盟建議書》。1941年，他出版了《皇道日本之大道》，繼續鼓吹“忠君愛國”和帝國主義。日本對美國宣戰以後，德富蘇峰在東京各報社聯合主辦的國民大會上發表了名為《興亞警鐘》的演講，鼓吹戰爭。1942年，他出面擔任日本文學家協力侵略戰爭的最大團體組織“日本文學報國會”的會長，同年，又出任日本新聞界協力侵略戰爭的最大團體組織——“大日本言論報國會”的會長。在鼓吹戰爭、教化國民的同時，還積極配合政府對國民進行文化管制。在這一時期，德富蘇峰公開鼓吹對外擴張，成為日本軍國主義發言人，已經完全喪失了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
德富蘇峰人格的斷裂導致行為的變化，而這一切歸根結底還是源於其思想的變化。因為思想是一個人一切行為的支配力量，人格的變化也受思想變化的影響。在思想力量與人格力量的作用下，人的行為也會出現相應的變化，思想的形成與變化都受現實社會具體情況的影響。
甲午戰爭前後，德富蘇峰的思想發生的變化，和他對日本社會現實和國際形勢的重新認識有關，也和他在“自我認同”方面出現的思想危機有關。一個人自我認同的過程是極其複雜和曲折的，在追尋自我、認知自我的過程中一旦出現偏差，就很容易產生所謂的自我認同危機。德富蘇峰發生自我認同危機的時代，日本受到西方影響，主張全面歐化的知識分子占主導地位，給日本社會帶來了深刻的影響，日本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變革是德富蘇峰產生危機的社會背景和主要原因。“自我認同”擴大到整個國家就會產生“國家認同”，國家的認同就是追問自己的國家是什麼樣的國家，它從哪裡來，到哪裡去的問題。
日本社會受西方文化的影響，其自身文化也發生了變化，與西方文化的衝突和瞬息萬變的國內外環境都會影響到個人的認同觀。德富蘇峰思想的變化，就是“自我認同”與“國家認同”危機的體現。
思想的變化有可能成為推動社會變化的有利因素，同時也有可能成為將社會推向危險的不利因素。德富蘇峰在接受曼徹斯特學派思想的先進方面的同時，也吸收了曼徹斯特學派的反動思想因素，即經濟上對外侵略的經濟民族主義。但是一般說來，思想變異的合理性佔很大一方面，如果它是思想家思想變化的主流，就會推動社會的進步，思想家的人格也是獨立的。但是，當思想變異的非合理性佔主流地位時，其思想就會阻礙社會的進步，甚至極有可能把社會引向歧途，思想家的人格則表現為斷裂的特徵。
德富蘇峰的早期思想的主要來源是儒家思想，在加入熊本洋學校之後，開始接受西方思想，實現了他思想上的第一次變異。在第一次的思想變異中，德富蘇峰在吸收西方先進思想的同時也吸收了這些思想中保守和反動的因素。因此，他的第二次思想變異就在第一次的反動思想因素的基礎上開始了。
青年時期的德富蘇峰思想的形成是以他提出的“平民主義”和“平民社會”為標誌的，這一思想的形成主要來自於斯賓塞的啟示，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是在甲午戰爭前後，德富蘇峰的思想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從原來主張的“生產社會，和平社會”的社會秩序，變成了“武備社會、暴力社會”的社會秩序。這兩種截然相反的思想，完全違背了斯賓塞的理論，在斯賓塞看來，武備社會是社會形式中比較低階的，而且其最終會被文明的生產社會和繼續向文明社會前進的社會形式所取代。而德富蘇峰的思想主張由生產社會轉向提倡武備社會無疑是社會的倒退，因此他的思想轉變帶有明顯的保守、後退傾向。
明治中後期德富蘇峰對國際社會實力的重新認識和對“經濟民族主義”的理解成為其思想變異的基礎，出遊歐美的真實感受促使他提出“弱肉強食”的文明論，成為其思想變異的最初表現。德富蘇峰由極力提倡“平民主義”到主張對外擴張的轉變是其思想變異的主要特徵，這種變異也是受曼徹斯特學派的“經濟民族主義”的深刻影響。曼徹斯特學派的“經濟民族主義”雖然主張自由貿易及和平，但是為了發展民族經濟又不否認經濟上的對外侵略，為德富蘇峰的武力侵略思想的形成埋下了禍根。
明治二十年代的德富蘇峰提倡“隨意結合”、“等價交換”的文明論和“利我利他”的國際調和秩序觀，但是到了甲午戰爭前後，他的文明論和國際秩序觀已經發生了轉變，德富蘇峰1890年發表的《日本人種的故鄉》就表明他的思想有變異的趨勢。在文章中他指出，日本用武力征服世界的時機還未成熟，作為國家的百年大計，應該把重點放在增加人口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