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的深度，精密宏深；而他對文化的估衡，也可說是獨具隻眼。他認識一位奧地利的遜王，那位老先生邃於歐洲舊學，也很瞭解東方思想，蔣緯國和他接觸交談的結果，以為我們中國人如果要研究世界問題，對歐洲如果不認識，光與美國方面接觸，一定是很淺陋的，要與有歐洲文化基礎的人攀談，才能有所取捨、有所收穫。
對於地方勢力，蔣介石為了引導他們抗戰，不管對方性情如何，都盡力識拔爭取，至少穩住他們不生事端。當時的情狀蔣緯國看在眼裡：有些人確實把心轉過來，有些人則貪圖一點好處，蔣介石都會給予一些金錢上的資助，或者動之以情。接觸地方的大佬則由蔣經國出面，如果有國際人士來華，則派蔣緯國接送。其間自然體悟一套應對進退的方式。除了公務之外，晚間蔣緯國還要去關心客人的食宿。譬如，馬步芳、馬步青及龍雲等人，就是由蔣緯國去聯絡感情。如果接待年輕一點的朋友，蔣緯國的太太就和他一起去，所以即使是邊區的地方領袖，他也相處融洽。論功則推而讓人，任勞則引為己責，很多繁難的燙手山芋，都在蔣緯國殷勤周至的斡旋之下，得以達成。《孫子兵法》講的是不戰而屈人之兵，蔣緯國所實踐的，則是化敵為友。
參謀生涯的印痕
做人的態度、器識、眼光，蔣緯國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已養成良好的習慣。在抗戰期間為了團結地方勢力抗擊敵寇，他和他哥哥前往西北馬家部隊聯絡。就是以友善誠懇的態度，跟他們打成一片。他和蔣經國一起去看馬步青（馬麟之子），也到青海看馬步芳（馬麒之子）。見青海省主席馬步芳時，他的兒子馬繼援已經當中將軍長了，蔣緯國那時是上尉，馬繼援不肯出來見他們，馬步芳說：“你是個軍長就要像個軍長的樣子，你已經是中將了，你還怕什麼？”馬繼援說：“人家年紀比我大，還只是個上尉，我因為是你的兒子，你給我當軍長我才能當軍長。”那年馬繼援才25歲。後來馬步芳叫他出來，他還是出來了，後來他和蔣緯國也成為朋友。蔣緯國表示，任何事情，只要能幫得上忙的，他一定會幫。馬繼援也很謙虛，誠懇表示願意隨時去給蔣緯國當參謀，後來到了臺灣，他們還保持聯絡。
從蔣緯國回溯辛棄疾（15）
敢在蔣介石危難之際開玩笑，非尋常人所可想見。蔣緯國留德的時間是1936年初冬，在西安事變之前。後來西安事變突發，他曾經寫了一封信給老先生，在信裡為他打氣。蔣緯國是家裡比較頑皮的，但是他自認“調皮不搗蛋”，他在信中一開始就跟老先生開玩笑，他在信中說：“父親，我非常抱歉，我實在不應該出國，我一離開以後，國內就出亂子了。”四年後他回來了，老先生就問他回國後有何感想，蔣緯國說：“父親，我知道我不應該離開的嘛，你看我一走開，你們就搞得亂七八糟。”蔣先生也是哭笑不得。蔣緯國在老先生旁邊，讓他能夠得到一點輕鬆的調劑，他以為，恐怕家裡面也只有他才能夠做得到。（《蔣緯國口述回憶》51頁）
抗戰期間，蔣緯國從德國學成歸來，他的參謀思想逐漸形成。也形成了建立海軍陸戰隊尤其是建立裝甲兵的思想。裝甲兵改編為十個快速縱隊，可惜戰區長官不懂得使用裝甲兵，把裝甲兵拆散來用，無法發揮應有的戰力。
他的騎兵觀念，以機動為主的路線，不論在戰術上或是戰略上，強調機動與火力的運用，戰術就是運動與火力的結合，在基層就是運動與射擊，而最重要的不是為了爭地盤、守土，而是要捕捉敵人而消滅之。
蔣緯國數理方面的基礎牢固，輔之以經濟社會世相的體會，他的參謀思想從戰術的階層漸次上升到戰略的階層，他與上級或同僚也非常容易溝通。他說一位司機講過一句話：“一個人要用錢賺錢，一點本錢都沒有，賺不了錢；一個人要用學問賺學問，一點學問都沒有，沒有辦法接受新的學問。”他很欽佩，這和曾國藩所說的“治學如積財”道理類似，學問是一點一滴堆積起來的，不是一蹴而就。
蔣緯國在部隊中，著力向軍官們灌輸現代觀念與科學精神。他在大學時先修習理工，因為要做一個現代的軍人，必須具有數理觀念，培養科學的認知與思考方式，所以他進東吳大學理學院就讀，主科物理，副科數學。唸完理學院之後，又去唸文學院，兼修政治和經濟學、社會學。文學院科科目的訓練，對他在建軍備戰的研究上很有幫助。
蔣緯國著作有《軍制基本原理》《國家戰略概說》等多種。他認為，從戰略大處而言，絕對不能同時有兩個以上戰略目標，這在大戰略上非常重要。
他解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