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說：“好，姑且讓他幹一下。”①就這樣，梁士詒於１２月２４日當上了內閣總理，２５日就職。其閣員如下：外交總長顏惠慶，內務總長高凌霨，財政總長張弧，陸軍總長鮑貴卿，海軍總長李鼎新，司法總長王寵惠，教育總長黃炎培，農商總長齊耀珊，交通總長葉恭綽。這個內閣從表面上看，是直系和奉系、英美派和親日派相互妥協的產物，是個混合內閣。但是，國務總理梁士詒是以奉系軍閥為後臺的，因此，這個內閣其實質是一個親日的內閣。梁士詒上臺後，曹錕於１２月３１日回到保定，張作霖於１９２２年１月２日也離開了北京。張作霖以為這個內閣可以站住腳了。殊不知，有一個更大的倒梁風潮在等待著他。這是張作霖始料不及的。  
梁閣內情（1）
梁士詒組閣，出乎人們的意料。梁士詒，１８６９年生，字翼夫，號燕孫，廣東三水人。２１歲中舉人，２５歲登進士。１９０４年隨唐紹儀赴印度，議定中英藏條約。１９０７年任鐵路總局局長。１９１２年３月，任袁世凱總統府秘書長；５月兼任交通銀行總經理。１９１３年５月，署財政部次長兼代理部務。１９１４年任稅務處督辦。１９１５年為袁世凱復闢帝制，奔走呼號。１９１６年７月被列為復辟禍首，遭到北京政府通緝，避走香港。１９１８年２月被特赦；６月任交通銀行董事長，國內公債局總理；９月任安福國會參議院院長。從他的履歷不難看出，梁士詒在袁世凱復闢帝制時，是一個引人注目的人物。梁士詒有著交通系、安福系的深厚背景，也有一定的外交經驗。同時，是一個掌握中國金融財政的關鍵人物。在全國財政金融危機的情況下，讓梁士詒組閣，是有讓他設法渡過難關的意思。當然，張作霖此時已與皖系、安福系相互勾結，所以，有著交通系、安福系背景的梁士詒，就被張作霖推舉為內閣總理。 梁士詒想當總理，但對當總理的難處卻估計不足。他以為，以他的經驗、資歷和人望，財政問題可以得到解決。但是，在現實面前，他碰了個硬釘子。他雖然使出渾身解數，也籌不到應急款項。因此，他在上臺前承諾的給直軍撥付的３００萬元欠餉，就沒有落實。曹錕和吳佩孚感到是上當受騙了，對梁士詒恨之入骨。張作霖為了拉攏皖系、安福系，建議大赦安福系戰犯。梁士詒不敢全部接受，但是於１９２２年元旦下令，先赦免段芝貴、張樹元、曲同豐、陳文運、劉詢、魏宗瀚等６人。這些人都是吳佩孚的宿敵。吳佩孚對此十分憤怒。 １月５日，梁士詒公然任命新交通系首領曹汝霖為實業專使。這個曹汝霖是一個著名的賣國賊。並且，內定另一個賣國賊陸宗輿為北京市政督辦。這兩個賣國賊都是親日派。梁士詒對他們委以重任，是想透過他們向日本借款。梁士詒準備以北京市政公所財產及建築物作抵押，向日本借款１０００萬日元，以解燃眉之急。 梁士詒上臺短短几天，就完全暴露了他的親日面孔。他背靠親日派的大軍閥張作霖，頤指氣使，有恃無恐。“安福戰犯的特赦和賣國賊的上臺，說明北京政府完全控制在親日軍閥的手裡，這是西方帝國主義和他的工具吳佩孚所不能容忍的”。 其實，直奉矛盾的激化，有外因，也有內因；有遠因，也有近因。梁士詒組閣是直奉戰爭的內因，而其外因就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利益之爭。英美帝國主義在中國要想找一個代理人，他們相中了吳佩孚。他們認為吳佩孚是一個理想的人選，稱他為“新中國的大英雄”，比張作霖強。他們對吳佩孚的支援不遺餘力，給槍給錢，直至派顧問、組織和訓練飛機隊。 直皖戰爭，直勝皖敗。日本原來支援的皖系軍閥段祺瑞失勢，日本帝國主義遭到嚴重打擊，在中國就必須重新物色一個新的代理人。他們相中了奉系軍閥張作霖，認為把張作霖作為自己新的侵華工具是最合適不過了。日本有人認為：“但至少今天的形勢最具有統一的可能性的是張作霖。正如傳說的那樣，張作霖如果和廣東的孫文一派合作，南北相呼應，打倒吳佩孚，中國的統一大業大概不是十分困難的。”①日本內閣首相原敬在他的日記裡寫道：“張是想依靠日本伸張勢力，而我們在東三省的發展必須要好好地對待張，我們雙方的利益是不謀而合的。”日本看好張作霖，是想透過支援他，得到在華的最大利益。 張作霖一直極力強調親日外交的必要。早在直皖戰後的１９２０年１１月，張就派國務院參議於衝漢赴日去搞親善活動，１２月回到奉天。於衝漢曾遊學日本，精通日語。這次是以張作霖私人代表的身份赴日的。在日期間，於會見了原田首相、上原參謀長、田中陸相、內田外相等日本政界要人，並同他們進行了多次會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