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市場上可能因此而留下一大批問題工程，同時也順帶給本來就非常嚴重的中國金融問題再添一筆巨大的壞賬。其實從全域性的角度看，這個“利好”並不只屬於地產商，也屬於中國經濟列車上迴圈著的眾多鏈條。
國內很多媒體都把這次土地政策調整，看作是中國地產商影響中央政策的一個案例。如果這種市場經濟本就應該有的靈活互動真的存在，當然是一個可喜的新趨勢。這不但說明中國企業界具備了影響政府決策的能力，也說明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的中央決策，越來越具備市場經濟條件下應該有的彈性性格。
民營力量改變中國的可能，真的值得期待！
從歷史的後臺走向時代的前臺（1）
1999年，民營經濟向來領先全國的浙江省有一件新鮮事。這年評選出來的浙江省勞動模範中，民營企業家有12位。這個數字在百多人的隊伍中不算多，但這是一個巨大的突破，也是一個風向標。
1999年，不斷讓世界驚詫地發出尖叫的中國有兩件新鮮事。
第一件事就是曾經在1997年7月1日香港迴歸中國前夕預言“香港已死”的美國《財富》雜誌，將這一年的“《財富》全球論壇”第一次放在中國內地的土地上召開。會議地點就放在中國內地最大的直轄市——上海。這個動作可以看作《財富》雜誌第一次修正自己對香港同時也是對中國的錯誤看法，因為它的編輯們在1997年7月以前不相信迴歸後的香港可以“舞照跳，馬照跑”。兩年之後的2001年，《財富》第二次修正自己對香港的看法，把2001年的“《財富》全球論壇”放在香港。這些都是相關的後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