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心都是恨；如果被人欺負了，則總想著報仇。總之是屬於那種“放不下”的型別，所謂的“問題兒童”。有一次，弟弟看見我衝上樓梯，一把死死抓住一個比我胖大得多的小姑娘的雙臂，那罵不絕口的小姑娘居然被我的氣勢嚇壞了，“哇哇”大哭起來。我這才鄙夷地鬆開她走下樓去。弟弟對我佩服極了，想想我那時是什麼樣子啊，蒼白，奇瘦，綽號叫“香棍子”！
童年的理智還沒有健全起來，發作大多是盲目的。當然其間還是有一定的道德標準，，即所謂的“認死理”。我認為自己是誠實的，家人卻認為我在某件事上“撒謊”，由對罵而導致捱打，情感就如水庫裡的水傾瀉而下，一定要鬧出個真相來。但你又如何證實真相呢？真相不能證實，家人當然不相信，也不會去調查，家務太多，他們太忙。這個我是不想的，鬧了再說。最後當然是沒有結果，自己慘敗。課堂上，後排男同學調戲我，亂吵，老師過來後，不說他反說我這個一貫守紀律的學生，就因那男同學出身好，是她的紅人。我氣急敗壞，一頓亂辯，還哭起來。老師沉下臉來，訓了我幾句就走開了。大概她既有點看不起“出身”有問題的我，又覺得我難纏。事後我記恨了好幾天。
一旦爆發，我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緒的，因為裡頭有瘋狂的成份，就如被刺激發瘋的奔馬，必得要跑累才會停下腳步。我想，這種暴烈應該是來自血液裡頭的遺傳吧。據說我的老外公是個瘋狂的暴君，一發瘋就用刀砍我外婆，我親愛的外婆被他砍得遍體鱗傷。我繼承了這種非理性的暴烈，在不同的生存環境之下，我沒有變成外公那樣的瘋子，而是讓自己的理性監控著體內的那個狂人，在文學的王國裡肆意發揮，創造了奇蹟。我的理性和邏輯能力來自父輩的遺傳，我曾是我父親的得意的作品，他手把手地教過我哲學——野馬皈依了強大的理性，兩方面的合力構成了我的才能。
青年時代，在街道工廠做事的時候，因為受到那個廠長的欺負，無計可施，我就和另一位女同事在車間裡破口大罵，整整罵了一個晚班，後來還賭氣曠工，又到厂部門口當著廠長的面挑釁了一下。其結果是不了了之，並沒有扣我的工資。像這一類的大爆發就遠遠不是盲目的了，那裡面是有謀略的。當然也是對於壓迫的反抗。踏入社會之後我一直為社會所排斥，也一直沒有停止過我的反抗。
我的性情是改不了也不想改了，它就這樣慢慢轉化成了我的寫作的方式。我每天都要在寫作中爆發，叛亂，和起義，然而，這種爆發，叛亂和起義卻又是於朦朧中朝著某個方向的皈依。所以不論我寫下什麼，都可以從那裡頭看到多年前那個哭聲響亮持久，異常躁動的嬰兒的影子。這個嬰兒長大起來之後，竟成了最善於用鐵的邏輯來約束自己的人。我就這樣在自我囚禁中得心應手地發揮著。毀掉老外公的暴戾也就這樣成全了一名藝術工作者。但我並不能預測會不會有那麼一天，我的邏輯崩潰，就像我父親老年的情形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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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的復仇
魔鬼名叫記憶，住在深不見底的地方。我們在每個人身上看見它的痕跡。然而我們看到的那些，都是表層的、外在的記憶，比如兒子長得像父親啦，幾代人有同樣的嗜好啦，父債子還啦，癌症基因啦之類。然而這記憶還有另外一種，它在人無法探測到的處所興風作浪，到最後關頭才會實實在在地影響到人。這種記憶是超出常識的預測的。認識這種記憶，則是文學和藝術工作者的畢生工作。
我身上裝著一個火藥桶，這實在有些不相稱。因為我內向，瘦弱，害羞，多愁善感，又愛冥思遐想。據說我出生不久，就以夜間愛哭鬧為最大特徵。哭一通夜不消停的情況是常有的（從我後來養育兒子的經驗判斷，很可能是缺鈣引起的神經方面的痛苦，但那個年代缺乏醫學常識，所以不知道原因）。哭並不說明我就沒有忍耐力（我的忍耐力很強），只不過是我要將自己的感受傳達給外界。我在身體變化之際死命地啼哭，我是一個有傳達能力的嬰兒。但我相信，我從來不無緣無故地哭，我應該是一個愛笑的嬰兒，有一張照片紀錄了我燦爛的笑容，那可是我唯一的一張嬰兒照片。然而我因為愛哭在某種程度上不受歡迎——這個世界不歡迎有傳達能力的嬰兒，人們喜歡那種靜悄悄的，不勞動大人的嬰兒——這是我們文明古國的風俗。
再大一點，表達自己給就我帶來災難，受到大人們的制裁。雖然捱了打，還是要反抗，要表達，慾望是如此的強烈，憤怒可說是刻骨銘心。我身上的那股“要說話的”衝力，必定是經過了無數代人的積累而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