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負氣敢言”，遭到內臣李輔國等的讒毀，被解除兵權，留守東京。乾元二年（759），出為彭州刺史。同年年底，杜甫流離轉徙，到達成都，高適寫立即從彭州寄詩問訊，饋贈糧食。上元元年（760），高適改任蜀州（治所在今四川崇慶）刺史，杜甫從成都趕去看望。這時，高適年將六十，杜甫也將五十，他鄉遇故知，短暫的聚會，更加深了別後的相思。到了上元二年人日這天，高適了這詩，寄到成都草堂。
全詩每四句一段，共分三段。每段換韻，開頭是平聲陽韻，中間是仄聲御韻，末段是平聲真韻。
“人日題詩寄草堂”，起句便單刀直入點題。“遙憐故人思故鄉”，“遙憐”的“憐”，正是表示二人感情的字眼，通篇都圍繞這“憐”字生髮展開。“思故鄉”，既是從自己說，也是從杜甫說，滿目瘡痍的中原，同是他們的故鄉。緊接著“柳條弄色不忍見，梅花滿枝空斷腸”，便是這思鄉情緒的具體形容。春天到時，柳葉萌芽，梅花盛開，應該是令人愉悅的，但在飄泊異地的遊子心中，總是容易撩動鄉愁，而使人“不忍見”，一見就“斷腸”，感情不能自己了。
中間四句是詩意的拓展和深化，有不平，有憂鬱，又有如大海行舟、隨波飄轉、不能自主的渺茫與悵惘，感情是複雜的。換用仄聲韻，正與內容十分協調。
“身在南蕃無所預，心懷百憂復千慮。”“預”是參預朝政之意。當時國家多難，干戈未息，以高適的文才武略，本應參預朝廷大政，建樹功業，可是偏偏遠離京國，身在南蕃。儘管如此，詩人的愛國熱忱卻未衰減，面對動盪不已的時局，自然是“心懷百憂復千慮”了。當時，不僅安史叛軍在中原還很猖獗，即就蜀中局勢而言，也並不平靜，此詩寫後的兩三個月，便發生了梓州刺史段子璋的叛亂。這“百憂千慮”，也正是時局艱難的反映。杜甫《追酬高蜀州人日見寄》：“嘆我悽悽求友篇，感君鬱郁匡時略”，是很深刻地領會到高適這種複雜情思的。
“今年人日空相憶，明年人日知何處”，這意思正承百憂千慮而來，身當亂世，作客他鄉，今年此時，已是相思不見，明年又在何處，哪能預料呢？此憂之深，慮之遠，更說明國步艱難，有志莫申。深沉的感喟中，隱藏了內心多少的哀痛！
瞻望未來，深感渺茫，回顧往昔，又何嘗事皆前定呢？這就自然地逗出了末段。“一臥東山三十春，豈知書劍老風塵。”詩人早年曾隱身“漁樵”（《封丘作》），生活雖困頓，卻也閒散自適，哪會知道今天竟辜負了隨身的書劍，老於宦途風塵之中呢？“龍鍾還忝二千石，愧爾東西南北人！”這是說自己老邁疲癃之身，辱居刺史之位，國家多事而無所作為，內心有愧於到處飄泊流離的友人。這“愧”的內涵是豐富的，它蘊含著自己匡時無計的孤憤，和對友人處境深摯的關切。這種“愧”，更見得兩人交誼之厚，相知之深。
這首詩，沒有華麗奪目的詞藻，也沒有刻意雕琢的警句，有的只是渾樸自然的語言，發自肺腑的真情流貫全篇。那抑揚變換的音調，很好地傳達了起伏跌宕的感情。象這種“直舉胸情，匪傍書史”的佳作，可算是漢魏風骨的嗣響。
（徐永年）
封丘作
封丘作
高適
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
乍可狂歌草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
只言小邑無所為，公門百事皆有期。
拜迎長官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
悲來向家問妻子，舉家盡笑今如此。
生事應須南畝田，世情盡付東流水。
夢想舊山安在哉，為銜君命日遲迴。
乃知梅福徒為爾，轉憶陶潛歸去來。
高適早年閒散困頓，直到天寶八載（749），將近五十歲時，才因宋州刺史張九皋的推薦，中“有道科”。中第後，卻只得了個封丘縣尉的小官，大失所望。這首詩就作於封丘任上，這是詩人發自肺腑的自白，揭示了他理想與現實的矛盾和出仕之後又強烈希望歸隱的衷曲。
開頭四句高亢激越，這是壓抑已久的感情的迸發。縣尉只不過是“從九品”的卑微之職，主管的無非是捕盜賊、察奸宄一類差使。對一個抱負不凡的才志之士來說，怎甘墮落風塵，做個卑微的小吏呢！他不由懷念起當年在孟諸（古澤藪名，故址在今河南商丘縣東北，這裡泛指梁宋一帶）“混跡漁樵”、自由自在的生活。“乍可”“寧堪”相對，突出表現了詩人醒悟追悔和憤激不平的心情。不需要煩瑣的描繪，一個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