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天皇的策略，即“從速審判東條英機和他的1941年的內閣成員，藉此避免擴大調查範圍，以免牽連天皇”。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首席檢察官兼國際檢察局局長美國人季南按照麥克阿瑟的意圖，改變紐倫堡審判的原則，在法庭章程中有意刪去了關於追究被告責任的條款中提到國家元首的部分，從國際檢察局提交給麥克阿瑟的被告名單上去掉了裕仁的名字。在東京審判的整個過程中，法庭都小心翼翼地繞開天皇的責任問題，就像避開雷區一樣。但無論是檔案證據，還是證人證言、被告口供，都直接或間接地涉及到天皇的戰爭責任。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長衛勃寫道：“在審訊開始前，我認為天皇作為一個絕對集權的君主，因批准開戰應足以構成起訴，……在審訊中提出的證據進一步證實了我先前的看法。證據表明，天皇確實批准了開戰，因而對戰爭負有責任。”然而，裕仁還是被保護下來，他仍然留在神聖的天皇位置上。對這樣一個讓人大惑不解的問題，衛勃是這樣理解的：“民主國家結成同盟，不惜犧牲大量的生命和物資，向一個專制政府開戰，而最終卻把這個政府的專制君主留在原來的領袖位置，看來這是令人感到奇怪的。但是，裕仁並不僅僅是作為一個人而存在，他也是一個象徵。不管他多麼罪大惡極，他仍是整個國家的精神化身。在1945年，多數日本人以一種宗教信仰的態度，深信日本與天皇是不可分的，必須生死與共。”
天皇逃脫了戰爭責任的追究。從此，裕仁不僅不必為自己的命運擔憂，而且可以“心安理得”地公開拒絕承認自己的戰爭罪責。戰後，裕仁“一次也不曾就戰爭責任問題向國民表示謝罪”；而國民所聽到的是1975年10月31日有關戰爭責任問題的答記者問，他說：“關於這種語言的修辭，我對文學方面沒有什麼研究，不太懂，所以對這種問題不好答覆。”
日本天皇甚至把戰敗說成“終戰”，在其“終戰詔書”裡沒有隻言片語承認戰敗投降，並把日本的侵略解釋為“當初開戰是為了自存與東亞的安定”，沒有絲毫對侵略戰爭的悔過之意，反而說什麼“朕於茲得以維護國體，……子孫相傳確信神州之不滅……誓必發揚國體之精華”。在這種環境下，一旦條件適宜，日本軍國主義思想便死灰復燃也就不難理解了。
出於戰後美國戰略利益的需要，美國政府和麥克阿瑟在權衡各種利益關係後，使日本在戰敗後得以維護其“國體”，並將裕仁排除在被起訴戰犯的名單之外，免予追究其戰爭責任，這對戰後徹底肅清日本軍國主義產生了極其嚴重的消極作用。作為一場反法西斯戰爭，其根本目的就在於徹底摧毀法西斯政權和徹底剷除法西斯的社會、經濟及思想基礎。日本“國體”和天皇得以保留，可想而知，對於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分子來講是怎樣的一種安慰。這甚至成為了日本右翼勢力否定侵略戰爭罪行的一塊擋箭牌，他們以天皇之“無罪”來論證自己之無罪、日本之無罪。既然統治這一“萬邦無比的神國”的天皇依然故我，實現“肇國精神、八宏一宇”的使命就是必勝的也是神聖的。這正是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精神支柱。正是由於美國的庇護，日本早在1953年就開始修法給戰犯“平反”，給戰犯家屬發放撫卹金、補償金。日本利用朝鮮戰爭、利用美蘇冷戰，妄圖否定東京審判的步子始終沒有停止。
沒有追究天皇的戰爭責任，與日本戰後60年來始終不能真正徹底地反省歷史，正確認識侵略戰爭的罪行有著密切的關係，而且這也是日本國內右翼勢力不斷囂張和軍國主義陰魂不散的原因之一。對此世人必須有一個清醒的認識。特別是在日本國內，只有正確對待天皇的戰爭責任，不以感情代替歷史，才能真正客觀地對待歷史、反省戰爭，才能防止軍國主義復活，防止曾給世界人民也包括日本人民造成深重災難的歷史重演。
11．遺 憾（6）
梅汝璈在1963年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直到今天，仍舊發人深省：“我不是復仇主義者，我無意於把日本軍國主義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的賬上。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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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送東條英機上路（1）
東條英機：自幼受軍國主義思想和武士道精神薰染，曾宣誓：“在滿洲的土地上粉身碎骨心甘情願。”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是與希特勒、墨索里尼齊名的三###西斯頭目之一，是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亞洲、侵略中國的頭號戰爭罪犯。在其出任日本陸軍大臣和內閣總理期間，日本軍隊瘋狂侵略、踐踏亞洲10多個國家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