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感震驚，他讓負責司法部民權司的助理司法部長伯克·馬歇爾找到金，向他說明其交往所造成的問題。金直截了當地拒絕了要其停止與其密友兼顧問的A（拉維森）進行交往的要求。但他向馬歇爾保證，他將會停止與顧問B（奧戴爾）接觸，因為他與美國共產黨有牽連。
金向馬歇爾的承諾是想安撫年輕的司法部長，而在1962年6月，聯邦調查局截獲到金與其顧問A（拉維森）之間的一次電話交談。他們在這次談話中商量出一個小小騙局。金將繼續聘用顧問B（奧戴爾）為非正式助手，但不會與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有任何正式的聯絡。“不管他是什麼人，”金說，“如果他現在能站直腰板，說他沒有被聯絡過，那麼在我看來，他是適合為我工作的。”
聯邦調查局後來給司法部長肯尼迪送去了一系列備忘錄，報告了金與其嫌疑助手之間的後續聯絡，包括顧問B（奧戴爾）。在聯邦調查局遞交的一份關於金、顧問A（拉維森）和顧問B（奧戴爾）秘密會晤的備忘錄上，肯尼迪給馬歇爾做出批示：伯克，情況難見好轉。馬歇爾又一次被派到亞特蘭大督促金斷絕那種令人不安的聯絡。此舉收效甚微，而在1963年6月，胡佛給聯邦調查局高層官員下發了一份備忘錄，裡面提到與羅伯特·肯尼迪談話細節：
司法部長來電告知，他打算讓助理司法部長伯克·馬歇爾找馬丁·路德·金談話，讓金博士務必擺脫（拉維森和奧戴爾），不論是直接還是間接，都不得和他們有任何接觸。
我指出，如果金博士繼續進行這種交往，他將損害自己的事業，因為越來越多的共產主義者在設法利用民權運動，而南方那些反對取消種族隔離的頑固分子正開始指控金博士與共產主義者有染。
馬歇爾再一次找金談話，並在一份交給胡佛的備忘錄中總結了這次晤談的內容。
6月22日上午，也就是在金博士與總統預約會面之前，我在自己辦公室裡非常明確地就此事提請金博士注意。這是在司法部長和總統分別指示下做出的。（我）強烈催促金博士，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與（奧戴爾）之間不得再有瓜葛。金博士聲稱這種聯絡將會結束。
這些談話明顯取得了效果，這位民權領袖給顧問B（奧戴爾）寫了一封信，稱聯邦調查局已宣告其無罪，但還是得辭去在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中的職務，因為“國家形勢如此……任何左傾的表示都會帶來一種情緒反應，像是說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和南方自由運動都是共產主義者所鼓動的”。這讓司法部長得以就國會領導人詢問金的交往一事做出明確答覆，稱曾有過要滲透到民權運動中的企圖，但金抵制了這些企圖。
但司法部長肯尼迪對金此前切斷與顧問B（奧戴爾）聯絡的做法並不完全滿意。有一次，他暗示聯邦調查局讓金接受“技術監視”的控制，意思是使用竊聽器或麥克風瞭解其一舉一動。胡佛同意了，但堅持這種請求要以書面形式寫下來。肯尼迪就打消了這種想法。
在司法部內部，關於金的問題的爭論還在繼續。司法部長與聯邦調查局之間的聯絡人考特尼·埃文斯寫道，儘管民權司不感到擔心，但“司法部長的行政助理安德魯·奧赫曼曾忠告他（司法部長），以他的判斷這裡有充分的證據表明，金與奧戴爾的聯絡還在繼續，而馬丁·路德·金正在竭力掩飾這種聯絡。”
肯尼迪再一次提出了電子監視的問題。胡佛警告他如果這種事情被媒體曝光會造成什麼樣的政治後果，同時還對其可行性提出了質疑，因為金在全國各地遊走不定。對金的家庭和辦公室進行電話竊聽需要得到司法部長的授權，肯尼迪便在1963年10月簽署了這項命令。
但採取的措施超出了電話竊聽的範圍。三個月後，麥克風開始設定在金下榻的各種飯店和汽車旅館的房間中。誰授權使用和誰知道這些麥克風情況的論題至今仍然爭論不休。我們無法取得確鑿證據，證明肯尼迪知道這些麥克風的事，但我確信他是知道的。聯邦調查局檔案清楚地表明，尼古拉斯·卡岑巴赫，司法部長羅伯特·肯尼迪的繼任者，和林登·約翰遜總統都知道這些情況。後來的一些麥克風是由威廉·沙利文授權的，他事前並沒有與胡佛或任何其他領導商量。在沙利文的一份註明設定這些麥克風的備忘錄上，助理局長克萊德·托爾森批示：“立即移除這種監聽裝置。”而胡佛寫道：“同意托爾森的意見。”托爾森進一步批示：“沒人同意這種做法。我再次告訴沙利文，非經局長同意不得進行麥克風監聽。”胡佛批覆：“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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盯住馬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