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抗爭；隨後，國會和卡特政府又試圖將聯邦調查局描繪成一個惡意侵犯人權的機構，對此我也加以抵制。隨著時光的流逝，我發現我的這些抗爭基本毫無獲勝的希望。在經歷了20世紀60、 70年代的驚慌襲擾之後，根據社會確立的新標準，聯邦警察機構再也無法像今天看來的那樣專橫和不受節制。作為一個專職打擊刑事犯罪的機構，如果聯邦調查局能夠維持其原本高效專業的工作標準，就已經夠好的了。
退休後，我和奧德麗本來計劃一起安度兩人時光。作為聯邦調查局高階官員，我始終面臨著嚴酷的挑戰，因此我們也一直希望能夠利用這段時間來彌補多年來工作的緊張。但是冗長痛苦的訴訟卻奪走了我們長達九年的寶貴時光。儘管我們最終闖過了一道道難關，卻已心力交瘁。對於我們職業生涯中所面臨的種種困難，奧德麗始終承擔著最沉重的壓力——工作地點的不斷遷移、環境和崗位的變化——而在聯邦調查局內部，探員和他們的配偶都必須遵守紀律，行動一致。如果說我們有什麼區別的話，那就是，退休後多年飽受羞辱的生活對奧德麗造成的傷害比我還要深重。法院判決後，奧德麗日漸衰弱，最終在1984年7月20日離開了人世。如果不是因為要被迫忍受種種煩擾，她今天肯定還會跟我們生活在一起。我將永遠懷念她，直至走完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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