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2日到華府報到，晉見他們的新領導，而這一天正好是埃德加·胡佛去世一週年紀念日。在十二個月內，我們又不得不開始了第二輪教育程式。
在早先向格雷交接權力階段，我曾經拋開對格雷的疑慮，並熱情地向他提供幫助。但是我想在拉克爾肖斯第一天上班的那個令人抑鬱的星期一，情況則大為不同。我們曾經全力支援格雷，並以他能夠接受的程度予以儘可能的合作。我們包容了他所犯的錯誤。當他對待我們有失公允的時候，我們告訴自己說，他的所作所為都受到了來自白宮和司法部長的壓力。儘管我們有時會激烈地與他展開爭論，但是我們會盡我們所能地去完成他下達的指示。但是當拉克爾肖斯和他的助理走進局長辦公室的時候，我卻有一種很不安的感覺——目前這個局面是有問題的，而我應該為此做些什麼呢？這個即將擔任代理局長的人，他擁有對上百項法律實施狀況進行調查的許可權，而很多調查需要採取不同的方法，適用不同的程式，格雷至少原來是在司法部工作的，而拉克爾肖斯則是來自環境保護署，對聯邦調查局的情況一無所知，這一切令我感覺我自己就像是某種瀕危物種一樣。
十個多月來，我們一直在試圖教育帕特·格雷，但是現在我們只能一切從頭再來，而且日後的某一天，我們還將面對另一位得到正式批准任命的局長。“我的天呢，”我的助理沃森·坎貝爾說道，“我們又得從頭來過了。”總部裡所有的工作人員都是這樣認為的，從而導致那天歡迎宴會的場面相當冷清。沒有人在思考是否要抗命不遵，或是讓聯邦調查局的工作偏離正常的軌道，更多的則是一種近乎絕望的感覺。
也許我們應該對拉克爾肖斯心懷歉意，因為他可能從一開始便能夠感覺到我們對他的態度。他上任後看到的第一份檔案就是我們致總統的一份電報——一份由總部十五位最高官員和所有地區分局負責人聯署的宣告。宣告是由助理局長兼監察處處長的倫納德·沃爾特斯起草，由我修改並定稿的。我們辯稱：“埃德加·胡佛所提倡的應從高度稱職的候選人中慎重選拔探員、恪盡職守、紀律嚴明、唯才是舉等觀念，已經得到了聯邦調查局所有廣為世人所尊重的高階執法官員的擁護……”因此我們敦促總統應挑選高度稱職的人員來擔任局長一職，我們還補充道：“在目前這一關鍵時刻，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聯邦調查局不應因為缺乏執法知識或是其他有損於聯邦調查局領導能力的問題而犯錯或是迷失方向，從而無法為國家服務。”
三小時費爾特（4）
拉克爾肖斯慢慢地讀完了這份電報，一句話已沒有說。隨後，他從眼鏡上方看著我問道：“這份電報已經發出了嗎？”
“是的。”
“也發給媒體和報界了嗎？”
我的回答同樣是肯定的。
拉克爾肖斯一言不發地站起身來，將那份電報放在我的面前，然後走出了辦公室。此後，他和總統再也沒有向我提及這份電報，我也始終沒有從白宮收到任何反饋，無論是正式的還是非正式的反饋。
這份電報被視為是我企圖將拉克爾肖斯趕下臺，以便使自己獲得局長提名而炮製的。但是對於拉克爾肖斯這樣一個無論如何不會熱衷於聯邦調查局局長一職的人來說，的確沒有多少必要將他趕下臺。我知道，只要約翰·迪安和約翰·埃利希曼在白宮任職，我就絕無可能獲得提名。起草這份電報的用意，只不過是為了提醒尼克松，聯邦調查局已經無法再承受另一個外行的領導。也許這份電報最終催生了白宮對克拉倫斯·凱利的任命決定，由於凱利在擔任堪薩斯城警察局長之前曾在聯邦調查局工作過，因此是一個可以為聯邦調查局職員所接受的人選。（而且他還是“前聯邦調查局探員協會”的積極會員。）
隨後，有人引述拉克爾肖斯妻子吉爾的話說，吉爾在參加大學巡迴演講時曾說道，她丈夫在聯邦調查局的工作就是“帶一把乾淨的掃帚”去除汙去垢。這句話對於本就憤懣不已的聯邦調查局來說，無異於是被甩了一記耳光，而且這是對聯邦調查局聲譽的攻擊。當我聽到這些議論時，我打電話給拉克爾肖斯並告訴他我要立刻見他。當我走進他的裡間書房的時候，我看到他正懶洋洋地躺在一把安樂椅上，兩腳蹺在辦公桌上，這一幕令我感到震驚不已，因為我始終覺得那依然是埃德加·胡佛的辦公桌。他正在看一份檔案，根本沒有理會我就站在那裡，過了好幾分鐘，直到他看完那份檔案，他才問道：“有什麼事嗎？”
“拉克爾肖斯先生，有人引述您夫人的話說，您‘在聯邦調查局的工作就是帶一把乾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