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小小言官的摺子上開始的。
這個言官姓甚名誰不重要，有沒有受人指使則不太好說，總之他在奏摺中說自己讀過醫書，又與太醫院同僚交好，推斷此次遼東大疫乃是由於季節變換，疫氣橫生而成。
此疫氣最為可怕之處，在於能沾染人的口鼻後，相互傳播，是以為禍甚烈，大淩河的慘狀是其最佳佐證，另外，他還列舉了兩年前發生在陝、晉之交，逃難民眾同樣感染此疫病後，死傷枕籍的例子，內容頗為翔實，讓人不得不服。
第638章 戰後（2）
最後，該言官總結道，大淩河病死了這麼多人，周邊疫氣橫生，不宜派軍前往。
倖存的建奴殘軍，同樣會將疫氣帶回老巢，也不宜遣軍追殺。
而大淩河倖存的眾將士儘管沒有生病，但也沾染了疫氣，可能還因為送信將疫氣傳到了錦州，因此建議朝廷，盡棄錦、大兩地，其間將士任其自生自滅就好。
兩地以南的遼東軍兵，全部撤回山海關，不令一人一馬進出遼東，以免疫氣傳入中原，荼毒大明子民。
至少一年後再遣人出關探訪，若無疫病繼續肆虐，則可接收錦、大將士，同時根據建奴的情況，再定是戰是守。
此言一出，守、戰兩派都不服氣，很快用唾沫星子將其淹沒了。
不過很快，戶部的官員出來力挺，特別是戶部尚書郭允厚讚賞有加，甚至還說服了幾個閣老支援此提議。
當然了，郭允厚的提議沒有這個言官那麼偏激，置錦、大將士於不顧，而是稍微緩和了一些，表示這一年提供三十萬兩白銀的糧餉給錦、大兩地的軍兵，同時兩地將士開荒種田獲得的糧食，由他們自行支配。
其餘條件不變，除此兩地的遼東軍兵，全數撤回山海關，一年後根據疫情狀況，再行定奪。
這樣一個折衷的方案呼聲漸高，戰、守兩派也有人見風使舵，轉而支援，最後由崇禎帝一錘定音，就此定策。
崇禎此人雖然有些執拗，不願意輕易放棄國土，但是這次情況不一樣，雖然撤軍關內，但建奴同樣也沒有佔到便宜。
而且疫病的威脅如同懸在頭上的利劍，讓他不得不慎重對待，愛護子民的聲名，也足可堵住棄守國土的指責。
更重要的原因，是大明糟糕的財政，每年數百萬的遼餉，壓得大明朝廷喘不過氣來，戶部尚書郭允厚左右騰挪，能支撐這麼些年，也著實不易，眼下有這麼好一個棄守遼東，節省開支的機會，他怎會輕易放過。
哪怕這種情況只持續一年，但能剩下數百萬遼餉還是值得的，撤回山海關的軍兵中，至少有一半是民夫，可以就地解散，他們的錢糧不就省下了？
其餘將士的糧餉雖然省不下來，但山海關外各城池的維護，軍械的補充保養，所費同樣不少，這些就可以免了。
為此郭允厚不惜上躥下跳，鼓動朝臣閣老支援他的提議。
崇禎同樣是因為他的內庫囊中羞澀，最終同意了這個提議，不過給錦大兩地的糧餉稍微鬆了下手，最終定為一百萬。
大明崇禎四年十月上旬，拖了快一個月的聖旨，終於從京師傳到了遼東。
詔令祖大壽為大淩河和錦州的主將，就地駐防一年，其餘人馬全部撤回山海關。
錦、大兩地的軍兵還不到兩萬人，一年百萬的糧餉，還有自種糧食的支配權，足夠揮霍了，祖大壽規規矩矩地接了旨，安安心心地在大淩河呆了下去。
至於其餘各城，則紛紛開始撤離，這其中也包括了孫承宗所在的寧遠城。
孫承宗是推行堡壘戰法的堅定支持者，袁崇煥也是師從於他，他們收復遼土的策略，就是一座接一座地修建城池，前期只要能守好這些堡壘，就能限制後金騎兵的機動性，同時演練關寧軍的戰鬥力，等戰鬥力足夠的時候，再伺機出擊。
隨著明軍野戰能力的喪失，此舉雖然無奈，但也不得不說還算是一個過得去的笨辦法。
說它還過得去，是隻要不失守城池，就能保住現有遼東地盤，不用擔上失土之責，同時也能磨練明軍。
說它笨，是因為此法完全沒有考慮大明的財政能力，現在才將城池修到大淩河，朝廷就已經不堪重負，甚至引發了民變，要是這麼一路下去，修到盛京附近，不對，還修不到盛京附近，大明就會徹底破產。
志文放出來的鼠疫，同樣打斷了孫承宗的戰略構想，堡壘戰術就此中斷，因為事關百姓的性命，又是內閣與皇帝一同下的旨意，這位薊遼總督也不敢強項，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