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1946年考入的燕京大學新聞系。一進學校的時候，我的夢想是當一個新聞記者，在考入燕京之前，我是對文學有興趣，我的想法是先當一個跟實際接觸比較緊密的新聞記者，先積累資料，然後進行文學創作。但是後來我卻一天新聞記者也沒有當過。進入到學校之後，當學生的主要任務當然是唸書，同時也參加了一些活動，逐漸地接觸到地下黨的外圍組織，是屬於北方系統的。後來就入了黨，最後我又參加了學校裡的學生自治會。
1948年，東北學聯為了爭取一些基本的權利進行了請願，當時傅作義的軍隊槍殺了請願的一個學生，這件事情當時被稱為“七五血案”。華北學聯組織了互援會支援東北學聯，華北學聯由四個人來負責，清華一個，北大一個，師範大學一個，還有燕京的，就是我。當時我被組織上命名為互援會宣傳部的負責人。當時華北學聯和東北學聯聯合起來組成了請願團，到南京向國民黨政府請願。我們先是到了上海，住在徐家彙的交大校園裡面。另外還有一些同學先到南京去聯絡，後來知道他們當時住在中央大學。我記得當時先是讓東北的學生講，控訴國民黨如何屠殺學生。我們還和當時的一些民主人士保持了聯絡，以便能夠獲得一些物質上的幫助。後來在南京的同學在那裡聯絡好了，我們這些在上海的同學也一起到了南京，也住在中央大學。在南京，我們向國民黨的行政院進行了請願。當時接待我們的是國民黨政府的秘書長，姓張。那個人勸我們：“你們不要受共產黨的利用，要安心讀書。”我們則對著他控訴了一番國民黨的罪行。
很快，我們又撤回了上海。到了上海之後正好趕上國民黨的“八·一九”大逮捕。當時上海的地下黨組織就把我們轉移到了比較安全的地方。在後來我就跟著燕京的入學新生一起回到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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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九”大逮捕之後，國民黨的特務想把學生自治會的領導權爭奪過去，地下黨就組織學生搞競選。當時還組織了不少辯論會，當時我已經是參加組織的人了，所以被推選為學生主席團的成員，專門負責學生自治會的工作。當時黨內的聯絡都是單線進行的，聯絡我的人告訴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到了1948年年底，眼看就要解放了，當時共產黨的部隊還沒有來到北京，國民黨已經撤走了。經常有些守舊勢力衝到學校裡來，學生自治會就組織了保衛校園的活動，這個活動就是我和其他的幾個同學一起組織的。後來就迎接解放，我在學校裡組織了同學們迎接解放軍進城。
1948年冬，北平解放前夕，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指示前線指導員關於保護清華、燕京等學校和市郊名勝古蹟的電文
解放前夕，解放區的學聯在石家莊開會。當時石家莊已經解放了，我和清華的王火作為北京學聯的代表到石家莊參加會議。沿途走到良鄉的時候，彭真同志正好在那裡，還接見了我們倆，當時說了些什麼現在都忘記了，只記得曾經有這麼件事情。之後我和王火坐著那種驢子拉的車，一路到了石家莊。那時候，在我們的眼裡，石家莊就是比較大的城市了。當時石家莊的市長柯慶施接見了我們，之後我們就開始參加會議，會議的內容是準備全國的解放，但是具體的內容我都不記得了。然後我和王火就從石家莊返回北京。回來的時候，我們是跟著薄一波同志一起回來的。薄一波同志當時任華北局的書記，當時他要到北京來，帶了一個排的警衛保護他的安全。我和王火跟保衛薄一波的戰士一塊兒坐著大卡車回到了北京。 txt小說上傳分享
謝道淵：院系調整的見證人（2）
大概是回來之後的第一天或者第二天，正好趕上迎接解放，解放軍進城。然後就是北京地下黨開會，在老師大的門裡面，在那的會議裡，北京的地下黨員第一次公開了身份。當時好多領導都出席了那次會議，有林彪、聶榮臻等人。以前我和很多人雖然認識，但是並不知道彼此是地下黨員，這時候見了就都明白了，“噢，原來你也是共產黨員。”
參加完了會議，我回到了學校。一邊唸書，一邊繼續作學生自治會的工作。因為燕京這個學校並不是很大，所以沒有團委，只是叫團總支。到了1949年的年底，學校裡原來的團總支書記調到團市委去了，組織上就讓我擔任團總支書記，擔任了團總支書記之後，我就脫產了，當時我還差一個學期就要畢業了。不過最後學校還是給了我文憑。從那之後，我開始負責青年團的工作。主要主持一些會議，有時候還給《中國青年》寫一些東西。當時張定在團中央，有時候也找我寫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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