淪陷時期，從來沒有一個日本學生能夠在燕京大學的入學考試中獲得及格而被允許進入燕京大學。 。 想看書來
司徒雷登：燕京大學的靈魂（5）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不再顧忌美國方面的反映。在戰爭爆發的當天早晨，早已經對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學心懷不滿的日本憲兵隊闖進燕園，對學校實行包圍和封鎖，並逮捕了燕大師生18人。對此，侯仁之先生在多年之後曾經撰文回憶。
司徒雷登當時正在天津為學校募捐，借住在英商湯生公司。據當時在湯生公司工作的燕京校友楊文泉回憶：司徒雷登之所以不住飯店的原因之一就是飯店當時住客複雜，特務很多。（14）一向關注國際變化的司徒雷登雖然曾經預料美日之間會爆發戰爭，但是他顯然無法預料日本憲兵隊會到他的下榻之處去逮捕他。就這樣，司徒雷登被日本人押到北京，成為日本人的階下囚。司徒雷登被捕之後，美國國務院一再態度強硬地要求日本釋放他，這恰恰讓日本認為司徒雷登是個舉足輕重的人物，並決定在需要他發揮作用的那一天再釋放他。因此，在其他燕大師生被營救出來之後，司徒雷登又獨自在日本人的監獄裡多待了4年，一直到1945年中國抗日戰爭勝利。
一進監獄的時候，司徒雷登受到審問，但是日本人一無所獲。在之後的日子裡，他被允許看兩份報紙，一份是北京出的英文報紙，一份是英文版的《大阪每日新聞》。北京出版的報紙由於受到日本軍方的嚴格檢查和控制，內容極其有限，但是司徒雷登卻逐漸可以透過《大阪每日新聞》所刊登的訊息來判斷實際情況。“到1945年春天，《大阪每日新聞》開始時有時無，最後終於完全停版了。這證明美軍對日本的轟炸發揮了威力，但同時我們也失去了訊息的來源……”（15）在四年的監獄生涯中，司徒雷登也並非一無所獲，他利用這段相對空閒的時間完成了他的大部分自傳。在司徒雷登後來根據他在獄中所寫的自傳完成的《在華五十年》裡，在談到這段經歷的時候還提起一貫支援他的助手傅涇波：“當我被日本人囚禁的時候……他認為他可以安排我逃跑。”（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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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司徒雷登作出了出任美國駐華大使的選擇。在他即將離開北平的時候，在某個中美聯誼會為他舉行的歡送會上，他突然發現了已經認識多年的北京大學校長鬍適。在他的即席發言中，他把自己與胡適作了一番比較，他說：“他幸運地辭去了出使國外的使命（指胡適辭去了駐美大使的職務），返回了北平當大學校長，而我卻要離開這最可愛的城市和那令人滿意的事業，去從事一項前途未卜的使命，而這正是胡博士所避開的。”不過，燕京大學校友林孟熹對此則有不同回憶：
林孟熹曾就司徒雷登出任大使請教當時燕大政治系主任兼校務委員會成員陳芳芝，陳芳芝回憶說：在離開燕園赴南京就任前夕，司徒雷登曾經對他說：“出任大使是為了謀求和平，而只有在和平環境下，燕京大學才能生存和發展。”（17）
但是長於治校的司徒雷登對於政治顯然沒有對於教育那樣瞭如指掌，這段大使生涯讓他感到心力交瘁。他想一碗水端平，因此得罪了他過去的老朋友蔣介石，以至於1950年司徒雷登的75歲壽辰，當時國民政府駐美大使顧維鈞請示蔣是否以蔣的名義贈送鮮花，蔣冷漠地回答：不必了。甚至他昔日的學生們，也不能完全瞭解他的一片苦心。據林孟熹回憶，1948年5～6月的一個下午，燕京的學生代表在臨湖軒就中美關係和美國對華政策交換意見，氣氛劍拔弩張，因為燕大過去給他的教育是：“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
隨著南京的解放以及美國對華政策的徹底失敗，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不得不踏上回美國的飛機，離開這片他曾經生活了50年並曾經深深熱愛過的土地。在飛機上，他看到美國國務院發表的《白皮書》，在那裡面，司徒雷登完全成了一個美國對華政策失誤的替罪羊。而在大洋彼岸的這一側，毛澤東則發表了那篇著名的文章：《別了，司徒雷登》。這位老人再也支撐不住，一下子中風臥床不起。在他身邊的，只有過去一直支援他的秘書傅涇波。這個富有傳奇色彩的中國王公的後人，在司徒雷登臥床不起的日子裡，體現出他一如既往的君子之風，像一個兒子一般服侍在司徒雷登的身邊。恐怕也只有他，能夠體會司徒雷登此刻心情的荒涼。
1929年由校友集資建成的西校門（校友門）原貌
（1）韓迪厚：《司徒雷登傳》，原載於香港《南北極》月刊1976年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