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水寒，悄悄燕丹哭”的輓歌。［29］
前輩史學家陳守實教授生前常說：“史論即政論。”這個見解是很精闢的。當然，史論與一般政論的表達方式不可能等同。但是，在古老的歷史外衣掩藏下的史論，它的絕大部分內容都是歷史批判，往往也是對現實的批判。毫無疑問，清初思想界對秦始皇的批判，對荊軻等人的讚頌，都是批判君權的特殊形式，都應當納入反君權的思潮；儘管各個人的思想水平不一，批判的程度有深有淺，但都不失為批判君權思潮的一個側面，即使是吉光片羽，也都是具有進步的歷史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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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節：“擬桃源”解（13）
但是，清初的反君權思潮，並沒有能夠持續下去。大體上說，自雍正帝執政後，這股思潮便逐漸平息了。“九曲黃河萬里沙，浪淘風簸自天涯。”古代歷史上的任何一種進步思潮，從來就不是能夠持續上升、一瀉千里的。就清初的反君權思潮而論，所以會在雍正年間轉於沉寂是有深刻的社會原因的。一方面，清初封建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很快便建立、鞏固起來，比明王朝要堅固得多，文網的嚴密，很快便超過了明朝和其他朝代。明清易代，儘管有民族矛盾的色彩，但從階級本質上說，不過是一統江山從朱姓手中轉到愛新覺羅氏手中。君權的地位，依然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清王朝欽定的御用思想是程朱理學，朱熹被欽定為大聖人加以供奉、膜拜。強大的封建專制主義國家機器，如參天大樹，而具有民主色彩的反君權思潮畢竟是巨石壓身的幼芽。從清初崇拜自然、特立獨行、景仰無為的道家思想的逐步抬頭，不難看出清初思想界“死的拖住活的”的痛苦，傳統歷史包袱的沉重。申鳧盟在《毛穎君後傳》中，對毛穎的“欷？#91；不自勝，遂發狂，常科頭散發，不與士大夫相見”［30］加以讚歎；戴止庵“歸裡入鹿臺山，不再入邑城，不與時官往來。……鹿臺山者去祁邑六七十里，荒瘠而多虎，先生創築小寨居之……或早上寨牆周望，望見有虎侵牛犢，即遙呼寨下人，某山凹虎侵牛犢，向某處行，寨下人群逐之奪犢歸也”。［31］而傅山對戴止庵的“自號止庵”，幾乎不染塵囂的行為，也是讚不絕口；張蓋“歸築土室自封，屏絕人跡，穴而進飲食。歲時一出拜母，雖妻子亦不相見。家人竊聽之，時聞吟詠聲，讀五經聲，嘆息聲，泣聲。母卒，出室成服，已復入室，如是者八年。一日忽破壁出，攜琴一囊，茗一壺，欲走無何有之鄉，其子急迫之，至清源而返。……偶入郡，士大夫爭為倒屣，相與彈棋蹴踘者竟日，次早折柬邀之，則已逸去，臥東橋土室中矣”。［32］對此，申涵盼在張蓋小傳後的讚語中，感慨系之地說：“跡蓋所為，前後若兩人，蓋古獨行之流歟。”常年埋首土室，悽苦如是，在清初思想界的一部分人中，卻視為崇高之舉。如著名思想家傅山、李顒，前者也曾居於土室，後者則別署曰“二曲土室病夫”；與李因篤、李顒一起被稱為“關中三李”之一的李柏，“時往來山中，或雪後獨上高峰看丹，熊羆虎豹，叫嘯前後。性鬱孤憤，與世齟齬不可合。亦好為大言，奇服詭行以耀於時。於河東買大牛，高八尺，頭尾長一丈二尺，騎牛入城市中，兒童噪且隨之。牛歸臥場圃，柏便坐牛髀脅間，擊缶被髮，歌呼烏烏，名其牛曰‘牛蒲團’。……大旱，芻茭不繼，牛亦餓死。嘗馴一鶴曰松友者，柏出遊歸，鶴折其一足，柏生彘啖之，涕泗並下。鶴死，至操杖詈罵其老妻，任情放誕率如此。”［33］——凡此種種表明，在清初封建專制主義的壁壘前，思想界中不少人感到無路可走，苦悶到極點，用奇特怪誕的行為，把自己的形象扭曲了。從這一個側面，我們也不難窺知清初反君權思潮衰竭的情況。
另一方面的原因，正是在於明末農民戰爭自身的侷限性。波瀾壯闊的明末農民運動，用革命暴力推翻了明王朝，沉重地打擊了地主階級。但是，農民是個自發的階級；在當時沒有新的生產力和新的生產關係，一家一戶的個體小生產構成的自然經濟這一封建經濟基礎，並未也根本不可能受到農民軍絲毫觸動的歷史條件下，農民革命儘管打擊了“四權”，但只是動搖了這四根繩索，並不能斬斷它，這是明末農民英雄們的悲劇所在，也是所有舊式農民革命的悲劇所在。［34］批判的武器並不等於武器的批判。李自成、張獻忠率領農民軍經過長期浴血奮戰，推翻了崇禎皇帝，但是，他們並不反對皇帝制度。以李自成而論，他在西安時名曰稱王，實際上，種種事實表明，他已經當了皇帝，我在《李自成登極辨》［35］中已有所論列，此處不枝蔓。李自成在北京金鑾殿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