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靜跟著欽差大臣杭奕祿，遍走江南江寧、蘇州、杭州等地，到處現身說法，宣講雍正親自編撰的《大義覺迷錄》，逐條駁斥自己“妄加”給雍正的十大罪狀……張熙則跟著尚書史貽直遍走陝西等地，麻木不仁地做同樣的事情。
一場鬧劇，又是一場慘劇。由此引發的呂留良文字獄案，以大逆謀反罪結案。已死的呂留良、呂留良的兒子進士呂葆中、呂留良的學生嚴鴻逵戮屍梟示；呂留良另一個兒子呂毅中、嚴鴻逵的學生沈在寬斬立決；“刊刻逆書”、“往來契厚”、“陰相援結”的車鼎豐、車鼎賁、孫用克、周敬輿斬監候，秋後處決；呂、嚴兩家眾多孫輩從寬發配寧古塔與披甲人為奴；其他從犯或流二千里三千里，或杖責，或給功臣家為奴。
鬧劇，慘劇，由一個人導演出來，這個人便是雍正。
在處理整個案件的過程中，雍正的情緒與作為均有耐人尋味的反常之處。
當獲悉曾靜致嶽鍾琪的策反書時，雍正竟至反常地“驚訝墜淚”。他說：“夢中亦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論朕也。”平心而論，雍正對社會上關於他的種種非議，應該有思想準備，也確實有思想準備。他清楚，“從來仇敵之人，造為誹謗，以洩其忿者往往有之”，這種人“必有怨望之詞”。
但是，其時已是雍正六年九月。
這個時候，非但允禟、允禩、允禵、允礻我等異己勢力已被先後剷除，即使是年羹堯、隆科多等知情、又有可能影響皇權的前功臣也已先後伏法。而像曾靜、張熙這樣居於僻處窮鄉、無書可讀、訊息閉塞的人，卻瞭解或自以為了解宮廷鬥爭錯綜複雜的細節，而仍在指斥雍正謀父、逼母、弒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懷疑誅忠。雍正“不料其誣衊詆譭、怪誕奇特至於此極，亦不料有曾靜張熙輩遂信以為實，而便生背叛之心也”。
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人言可畏（3）
對於嶽鍾琪與張熙假意盟誓的舉動，雍正過份激動和感激，表現出近乎矯揉造作的反常。他在嶽鍾琪密摺上批道：“覽虛實，不禁淚流滿面。卿此一心，天祖鑑之。此等盟誓，再無不消災滅罪、賜福延生之理。朕嘉閱處實難筆諭。朕與卿君臣之情，乃無量劫之善緣，同會自乘願力而來，協朕為國家養生者，豈泛泛之可比擬。朕實嘉閱之至。”“朕之誠實，卿必盡知，而卿之忠赤，朕實洞曉。朕惟朝夕焚香對天祖叩頭，祝願祈我良佐，多福多壽多男子耳。”
對於張熙、曾靜投書案的處理，雍正小題大做得反常、故作大度得反常。雍正親自主持編纂了四卷本的《大義覺迷錄》，其中包括十道上諭、審訊詞、曾靜四十七篇口供、張熙二篇口供、曾靜一篇《歸仁說》等檔案在內，逐條駁斥了加給他的十條失德之罪。他將此書刊刻頒發至府、州、縣學，大張旗鼓地組織宣傳學習。同時，雍正竟然力排眾議，釋放了曾靜、張熙。他對寵臣說：“遇此種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他對天下說：“朕治天下不以私喜而賞一人，不以私怒而罰一人。”
事實果真如此嗎？將張熙、曾靜投書案與由之引發的呂留良文字獄案連起來看，可以發現，雍正辯解的重點在前者，懲處的重點在後者。雍正實際是製造了一個呂留良政治謀反案，將人們的視線，從雍正個人有沒有謀父、逼母、弒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懷疑誅忠等具體問題，轉移到“華夷之辨”、清朝統治中國的合理合法性之上，從而從大的角度證明自己繼統的無可非議。雍正用心可謂良苦。
事情按照雍正的設想進展，事情的結局卻不一定像雍正設想的那樣。
的確，雍正本沒有必要在大清國已鞏固統治數十年、他本人已經當了七年皇帝的情況下，因為一個普通屬下正常履行職責、支援了自己而感激涕零；因為幾個無足輕重、空喊造反、手無縛雞之力的窮酸秀才而喋喋不休地表白自己，為自己辯護，論證自己統治的合法性。一段本來多數人聞所未聞的“秘史”，變成了家喻戶曉的談資，朝野上下、全國城鄉全都知道了，原來還有雍正篡位及種種毫無根據的說法。而雍正喋喋不休、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的辯解，卻使更多的人產生“此地無銀三百兩”、“黑狗黑狗越描越醜”的感覺。
曾靜張熙投書案、呂留良文字獄案在高壓下順利解決。雍正卻由此陷入一種“身敗名裂”的鬱悶之中，並從未有過地計較看似無關緊要的輿論與聲譽。
曾靜張熙投書案結案兩個月後，雍正下了決心，遠離京東遵化馬蘭峪父祖的東陵，在京西河北易縣營造自己陵寢的“萬年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