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白蓮教並沒有本質的不同。
二、金田起義（1）
嘉慶、道光之間，兩廣、湖南土匪橫行，會黨遍地。這一局面，直到清末仍未好轉，如清末民初的廣西軍閥陸榮廷，就是綠林豪傑出身，而孫中山先生在兩廣發動的屢次起事，也都是憑藉會黨的力量。
然而歷史的發展，往往還要結合更多的偶然因素。一八四三年，為鞏固香港這個具有重要價值的東方殖民地，大英帝國任命了一名新的香港警察署助理監督，皇家海軍也加強了在華南海域清剿海盜的活動——這，和太平天國起義也有關係？還別說，真有不小的關係。這位新任的助理督察先生，不但通曉漢語，且深諳中國三教九流的內幕，所以他上任後，長期出沒於香港的華南海盜群落立刻感受到了壓力。他嫻熟地利用當地的告密者，而且透過審訊香港水域的舢板獲取海盜的去向。而皇家海軍則充分發揮蒸汽戰艦的威力，結合精確的情報，痛下殺手，逐漸將這些海盜趕出了海洋。
失業的海盜們只得進入內河，沿著西江水域上行。而這一帶的大清水師裝備僅僅是：大艦四艘，每船配備官兵水手十四人；小船十八條，每條能載兩人——就這點力量，要管得過來才怪。這些新進的“河匪”透過會黨關係，與當地的“土匪”結合在一起，導致廣西“匪患”大盛。
既然到處是盜匪，而官府又不能盡皆剿滅，老百姓自行組織力量守衛鄉里，自然就在情理之中了——這就是當時的所謂“團練”，胡漢三們的“還鄉團”就是“團練”的嫡系子孫。由於“團練”的後代中有了胡漢三這樣的反派人物，所以頗讓今人望之側目，然而在當時，這卻是地方上維持治安的重要力量。地方上團練辦得好，還會得到政府的表彰，而辦得不好則形同盜匪。到一八四六年，“團練”的數目急劇膨脹，成為政府愈來愈難以控制的中間力量。
洪秀全、楊秀清等人遂藉口地方上匪患太重，為維持治安計，在金田村自辦團練，稱為“保良攻匪會”，公然練兵籌餉，招收徒眾。由於官府裡關節沒有打通，加之與地方團練有摩擦——這個“保良攻匪會”沒有得到地方上的承認。還沒來得及保良或攻匪，先引來了一隊團練抄家，馮雲山被捕去，押入桂縣大牢。更糟糕的是，還有十七本會眾名單也被官府繳獲了。洪天王親自跑到廣州，想找兩廣總督耆英理論，可惜總督大人正在北京御前聽旨，他只得無功而返。
而紫荊山中，群龍無首，虧得楊秀清等一干人臨危不亂，方才穩定局面。當時正因患病而耳聾口啞的楊秀清，“忽開金口”，代“天父”傳言，和代“天兄”傳言的蕭朝貴一起，震懾會眾，掃除了反對派的聲音。由於當時廣西遍地土匪，官府忙著剿匪，對屬於地方治安武裝的“保良攻匪會”並未刻意留心，銀子一到關節全通，不久便將馮雲山等人放了出來。
楊秀清是貴平紫金山人，原以種山燒炭為業，雖目不識丁，但機智聰黠，豪邁而素有大志。常接引四方豪俠，雖然窮困，卻每將賣炭錢負竹筒入市沽酒待客。途中時時引吭浩歌，有掉臂天門之概。此次事件後，楊秀清也因代“天父”傳言，一躍而成為僅次於洪秀全的第二號人物。
四方亡命之徒紛紛來會，著名的有貴縣秦日綱、林鳳祥，揭陽海盜羅大綱等。
一八五零年，是多事之秋。當年道光皇帝病死在圓明園，而廣西一帶的匪患日重——說實話，當時清廷還真沒注意到在金田村即將發生的那場攪亂天下的大亂，尤其是修仁、荔浦等地的匪患尤重。八月，清廷調固原提督向榮入桂。九月，又以林則徐為欽差大臣，與前雲南提督張必祿一塊入桂會同剿匪。十月，將廣西巡撫鄭祖琛奪職，以林則徐為廣西巡撫，但林則徐剛走到潮州便病故了。十一月，清廷啟用在湘陰告養在籍的兩江總督李星沅為欽差大臣，周天爵為廣西巡撫。
年底，嘉應州客家居民數千人與貴縣土著械鬥不利，敗走桂平，來到紫荊山投靠了拜上帝會。洪秀全下令各地會眾齊集金田村，建立“團營”。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按西曆算則是次年（一八五一年）的一月十一日，洪秀全等人在金田宣佈起義，建號太平天國。到場參與起義的會眾有一萬多人，其中不少還是全家乃至全村一同參加的。太平軍分列男營、女營，並實行軍事共產主義，採取供給制度以解決吃飯問題。
二、金田起義（2）
早在農曆的十一月間，巡檢張鏞帶兵進攻平南思旺墟，被洪秀全等擊殺。得知訊息後，欽差大臣李星沅立刻抽調總兵周鳳岐前往征討，二十九日雙方接戰，清軍慘敗，副將伊刻坦布等陣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