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瓜子營業執照的，至於大量的兼營瓜子的個體戶，就無法精確統計了。市場上有20家亮出了牌號：“神農”、“春光”、“康健”、“龍鳳”、“玉兔”、“雙虎”……到1985年，蕪湖終於形成以“傻子”、“迎春”、“胡大”、“友誼”四大瓜子公司為支柱，而以“傻子”和“迎春”為兩大巨頭的“瓜子城”。
這些瓜子廠家都沒要國家一分錢投資，而是自籌資金，不斷擴大生產。1981年全市瓜子產量不到100萬斤，到1984年就猛增到3240萬斤（其中不包括與外地聯營加工的1500萬斤），創造了5600多萬元的產值，當年上繳國家稅利達500多萬元，其產值居全市第三位，而創造這筆產值的從業人員還不足1000人。
*與“傻子瓜子”
奇怪的是，當蕪湖瓜子之路被年廣九闖出來之後，給年廣九帶來的不是榮譽和讚詞，不是更多受益者的感激，相反，更多的是責難。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年廣九與“傻子瓜子”的兩次沉浮（3）
“傻子心太黑了，為了自己掙錢，不惜血本降價擠垮別人。”這是指年廣九在1981年那次為儲存自己實力，實行削價銷售的競爭措施。
有人說：“那小子家裡到處是錢，連褥子底下鋪的都是錢。”
有的還說：“他還僱了不少長工呢！他從小就販這倒那，心術不正，被割資本主義尾巴好幾回了，到現在還死不悔改呢。”
這個把自己也當成“傻子”的年廣九，對這些話充耳不聞，別人越講得兇，他就幹得越歡，似乎是在賭氣。一次，他對來訪的記者訴出了自己心中的委曲：“我是掙了不少錢，可我為炒瓜子受過的那些苦誰知道？在蕪湖，也不是我一個人富了，我的好多徒弟都跟我富了，是國家的政策讓我們致富的，難道都沒看見？”年廣九在蕪湖瓜子業的處境，雖然有些孤立，他的脾氣也越來越壞，但他對炒瓜子這個行業的勁頭並未受到太大的打擊。
“傻子瓜子”順利打入上海和華東市場，起勢之猛使年廣九本人也始料未及。1982年下半年，小小的“傻子瓜子”，在上海人的家庭中已可與糖果、蜜餞、巧克力分庭抗禮了，據說上海糖果的滯銷和許多人愛吃“傻子瓜子”有一定關係。1982年春節，上海竟吃掉了10萬多公斤瓜子。上海人為了能買到“傻子瓜子”，不得不在商店門前排起長龍，有時長龍竟達四五百米。出售“傻子瓜子”的商店不得不掛出“限量購買，每位一斤”之類的告示。
然而，年廣九的“傻子瓜子”工廠畢竟還是家庭作坊式的小工廠，面對大上海這個中國第一大市場，供求鏈條被日漸繃緊，告急訊息頻頻傳到蕪湖總部，訂貨單如雪片般從各地飛到蕪湖，求購的電報也接二連三地傳來。如果說商家有貨賣不出去是一大苦惱，但貨源不足，供不應求，也是一種莫大的無奈。1983年3月，無計可施的年廣九買了蕪湖“迎春”瓜子10萬斤，分別裝進“傻子瓜子”的包裝袋運到上海救急。莽撞獨斷的年廣九隻想先應付訂貨單，並從中撈到一個差價。他卻沒想到，這一著弄巧成拙的招數，卻給他帶來了災難。
精明的上海人很快就識破了其中的貓膩，立刻對這種假冒“傻子”品牌瓜子口誅筆伐。《解放日報》《新民晚報》都刊登了批評訊息，上海市工商局也立即立案，查清年廣九以偽充真，並在銷售偽“傻子瓜子”過程中偷漏稅款4�3萬元的錯誤。訊息傳出後，《人民日報》也給以極大的關注，在一版顯要位置將此事向全國披露，並加了評論，對“傻子瓜子”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批評。
也正是這批冒牌的“傻子瓜子”，成了年廣九一連串敗走麥城的伏筆。年廣九從此陷入了他人生的低谷，年廣九和“傻子瓜子”的聲譽在蕪湖也一落千丈，在全國各地人們對“傻子瓜子”也逐漸淡漠了。
就在這偷稅風波尚未平息之時，前往安徽視察的*中央總書記*來到了蕪湖。當車隊經過年廣九的瓜子攤前，市委書記向總書記指向窗外說：“這個就是‘傻子’的攤位，他的工廠僱了30多工人炒瓜子，群眾有些反映。”
總書記*在去蕪湖之前，安徽省委也有人向他提過這個問題，他說：“三十幾個人嘛，不要動他，先看一看。”市委書記又試探著說：“年廣九偷稅的問題，群眾反映也很大。”總書記回過頭來答道：“偷稅當然不行！” 電子書 分享網站
年廣九與“傻子瓜子”的兩次沉浮（4）
1983年12月，國務院有關領導在聽取工商局彙報時，年廣九偷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