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進一個低端產能過剩、高階技術缺乏、資源約束嚴重、生態環境惡化的困局。自中國入世之後，隨著各類產業開放程度的進一步加深，中國在這個困局中陷得也就越來越深，如同30年前的那次變局一樣，中國又面臨著一個新的變局。現在要做的，就是尋找到一條變局下的新出路。
如果做一個前後對比，可以發現：中國現在所面臨的困局與30年前的困局相比，危急的絕對程度要輕——30年前的中國還被拒在全球產業鏈分工的局外，產品極度匱乏，市場短缺到了奄奄一息的危險狀態；如今的中國已經身處在全球產業鏈之中，所面臨的困局在實質上只是一個從產業鏈低端向高階升級的問題。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中國今天的困局要比30年前的困局更難渡過，解決起來的難度也更大。
30年前中國實施的“引進來”，與發達國家企業實施的“移過去”是正好合拍的——中國需要引進裝置、引進技術、引進資金來解決市場的需求；發達國家企業也面臨著國內產業升級，需要將加工製造環節向外轉移的要求，因而跨國公司到中國來投資，是一種對雙方都有利的事情，彼此間的合作不存在矛盾競爭的關係。結果自然是你情我願，一拍即合。
如今的情況則完全不一樣了。中國製造業目前所尋求的產業升級已完全是一種“一廂情願”的行為，而且這種升級與歐美企業的利益形成了衝突。在產業鏈分工中，目前中國與歐美企業本分處不同環節，彼此間競爭還不太大；而一旦中國製造業實現了升級，就意味著中國企業向鏈條上方的位置移動，這就會給處於上方位置的歐美企業形成壓力，導致雙方間的激烈碰撞。顯然歐美企業是絕對不可能去支援中國企業向產業鏈上游挺進的，這會養虎為患，培養一個競爭對手出來。
另一方面，對跨國公司而言，30年前的中國是一塊製造業“新大陸”， 擁有無比豐富的資源和極其廉價的勞動力，這對那些發達國家企業無疑具有極大吸引力；而如今的中國，由於製造業的快速挺進發展，出現了嚴重的資源緊缺與生態危機，勞動力價格也大為提高，這就極大地推高了外企在中國的營運成本，中國的“比較優勢”已越來越不明顯。這種情況也就意味著，中國與歐美企業談條件的本錢已越來越少了。
第四章 變局之探（11）
所以，中國目前所面臨的困局，比30年前的困境更深、更難解決。這個困局如何去應對，需要中國換一種思路來思考。
2。 換一種思路
30年前中國政府為了化解當時的國內市場困局，採用了“引進來” 的辦法，透過裝置、資金、技術的引進，最後滿足了市場需求。如今面臨的困局，已經無法再用這個辦法解決。“引進來”只會讓低端產能越來越多，而高階技術卻依然引不進來，“市場換技術”之殤就是前鑑。
因而中國只能重新換一種解決的思路——這就是“走出去”。用“走出去”的辦法來解決“引進來”所解決不了的問題。這是一種“砸缸救友”式的反向思維的做法——既然進中國來的發達國家企業只願意轉移一些加工製造環節，不願意拿出自己的核心技術；那麼就讓中國企業“走出去”，出海遠征，進入發達國家企業的大本營中，佔領它們部分乃至更多的營地，從而獲得我們所需要的技術。
所以“走出去”就是中國企業透過海外投資與併購的辦法，獲得企業發展所需的市場、技術、資源的方法與過程。“走出去”在宏觀上是中國政府制定的國家戰略，在微觀上是企業實施的具體行為，它是中國在新形勢下為了應對出現的新困局而採取的一種新辦法。
從企業微觀行為上看，“走出去”在中國也並非是一個新生事物。早在1979年11月，北京友誼商業服務總公司就投資22萬美元，與日本東京丸一株式會社在東京合資成立了京和株式會社及其免稅店，成為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第一家境外合營企業。自那以後的20年間，總有一些企業出於自身各種目的，走出國門進行海外的投資或併購。但總的來看，這一時期中國主要都是以“引進來”為主，“走出去”的行為只是零星案例，未成氣候。截至1989年底，中國非貿易性的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只有億美元；到90年代，隨著中國和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係進一步增強，中國企業“走出去”步伐略有加快，但由於中國企業的力量還是相對較弱小，缺乏“走出去”的實力，直到20世紀末，中國非貿易性對外直接投資也只有37億美元。
“走出去”真正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是在進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