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莫迪阿諾在《暗店街》裡寫道：‘我的過去一片朦朧。。。。。。'”。正是在這一年，我開始準備寫一部長篇《車站北路Ｘ號》，在此之後我寫過無數的長詩散文小說，都是為這部長篇找感覺。直到２００７年，我正式開始寫《車站北路Ｘ號》，寫了一章後我突然感覺到這個時候我不應該寫這部作品，因為我發現自己遠遠做不到像博爾赫斯的短篇那樣“像鐘錶一樣精確”；這讓我很質疑自己的才能和最初的目的。莫迪阿諾的哪句話讓我在讀到的第一時間感覺我要做點什麼時，我想起迷戀於小說的形式和技巧探索的後現代主義文學大師卡爾維諾。
正像維達爾斯所言：“卡爾維諾已經遠遠超過了同代的作家”。卡爾維諾在都靈大學畢業時就完成了關於一個有船長執照生活在海上的作家康拉德的優秀畢業論文，對康拉德的象徵手法有了特殊認識。卡爾維諾恣意馳騁於幻想和現實之間，他從波德萊爾這位象徵主義鼻祖和現實主義流派首領福樓拜哪裡追隨了一種敘述性的狂歡。卡爾維諾也如同君特·格拉斯一樣沒有窮盡一生的精力去重複一種技巧，而是以令人吃驚的自由度創造新的奇蹟。其後卡爾維諾的創作受符號學、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的影響，他開始追隨了後現代思維的亞里士多德這位始作俑者。
博爾赫斯所言：“我寫作，是為了光陰的流逝使我安心”。他也曾這樣來說過卡夫卡：“如果我說，卡夫卡可能是這個世紀最偉大的作家，人家會將我當成一個無害的神經漢”。如果我寫《車站北路Ｘ號》的初衷也是為了光陰流逝的話，我對卡夫卡這位表現主義大師的認識只是他批評否定文學傳統，譴責自然主義與印象主義，主張回到形而上學。我試圖想到卡爾維諾那些技巧，可卡夫卡又說道：“我總是力圖傳達一些不可傳達的東西，解釋一些不可解釋的事物，敘述一些藏在骨子裡的和僅僅在這骨子裡所經過的一切。”卡夫卡這位現代文學的開拓者所主張是遵循“表現論”的美學原則而與傳統現實主義“模仿論”原則相對立，運用“間離法”把事物和以“陌生化”，以造成審美主體與被描寫的客體之間的距離。卡夫卡正如桑塔耶那所說：“怪誕也是一種創造。”
卡夫卡的偉大如果說是因為他自身這個人而非他的小說的話，博爾赫斯這個“作家們的作家”也許會從１９８６年活過來，這個劍橋大學畢業的傢伙會對我說：“你的這個說法按照卡夫卡的法律專業和他的法學博士學位來推斷完全是錯誤的”。令人遺憾的是卡爾維諾在１９８５年就走了，不然他會在哈佛大學的“諾頓”講座上再寫下第７篇講稿，名字就叫“文學革命的學歷條件”。在《車站北路Ｘ號》這部小說裡，我將會展示一個和兩個女人訂過三次婚，並且終身未娶並與一個有夫之婦熱戀的業餘作家，而他終於成為本世紀最偉大的作家，當然這部小說卡夫卡是讀不到了，我認為與卡夫卡自身的距離一般人都是很難企及的，更不必說他的小說。
對於卡夫卡這個用德語寫作的奧地利人來說，他對德語文學的貢獻如同１９２９年獲得世界榮譽的托馬斯·曼的“經典式”的思想主題和“創新式”的藝術手法使他的小說有了“藝術家小說”的特殊榮譽。隨後伯爾在１９７２說：“為什麼不是君特·格拉斯”。這讓瑞典學院對於這個國際筆會會長髮出的疑問在一個世紀裡感到汗顏。第二次復興德國文學的正是那個以戲謔的黑色寓言揭示歷史被遺忘的一面的格拉欺。卡夫卡的文章就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般的不可讀，因此人們對他的研究比對他的閱讀更多。高爾基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偉大的天才”，並認為“就表現而言，他的才能只有沙土比亞堪與媲美”。這樣的評價在日本卻有著一個對位，那就是川端康成這個虛無主義者對大江健三郎的評價：具有異樣才能的作家。更令人折服的是川端康成和大江都成為了日本文學的兩座高峰。
博爾赫斯對於卡夫卡的認識實則體現了他智性的無歸屬感，也只有有這種屬性的作家才會對世界持懷疑態度，懷疑時間，懷疑現實的權威性。很明顯從卡夫卡起我所想的是在相同語種寫作的作家中他們所產生的一種“場”，從德語與俄語然後是日語。博爾赫斯對於卡夫卡的認識也是先決於他是位翻譯家，這裡我想到《車站北路Ｘ號》的語言選擇，當然我所運用的是華語。
２００７年在中國所發生的文學事件都是屬於詩歌的。新詩９０年、排行榜事件、天間詩歌公約以及“梨花體”同年，這些事件讓詩歌從網路走向紙媒，也讓年輕一代詩人悉數“出土”。唯有一件是屬於小說的，那便是王小波逝世１０週年。相比較而言２００６年是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