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金牛池、方井、白龜池、小方井、相國井,俗稱六井。至宋,蘇軾將引水之竹管改用瓦筒,並直接接於流向西湖的溪澗。故,北宋之六井,與西湖不甚相關,此理由作為“乞開”的第二大理由,牽強附會了。
蘇軾在其《乞開西湖狀》中所說的“開”的五理由之三是“可無凶歲”。這個理由是理由,但又不是理由。興水利,為灌溉,理所當然。但,若興水利,要傷農,就遠離“水利”的本意了。至於,毀了湖田,以保灌溉,究竟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還是撿了西瓜丟了芝麻,這裡,還真沒法計算。其實,理論上,只要灌溉得當,工作從水源做起,有無西湖一個樣。甚至,如果考慮進水的自然蒸發量,沒有西湖比有西湖更能保水。
蘇軾在其《乞開西湖狀》中所說的“開”的五理由之四是為了防止“吏卒搔擾”。這個理由就有點莫名其妙了,“吏卒”素質差,你不能去跟他講三dà紀律八項注意?你可是兩浙路的軍政一把手,作為軍隊的負責人,既然知道“吏卒”慣會“搔擾”,理當頭痛醫頭,哪能頭痛醫腳?不去解決吏卒的問題,反拿西湖疏浚在這裡說事,這蘇大人的腦袋裡,還有點邏輯性嗎?這個主,說白了,就是欺軟怕硬。他喜歡惹事;他又怕事。所以,他看著軟的,就惹了;看著硬的,就閃了。
蘇軾在其《乞開西湖狀》中所說的“開”的五理由之五是“水不應溝,則當勞人遠取山泉”。這話說得更白痴。西湖之水並非自湧而生,系周邊溪澗匯成。若無西湖,直取溪水,減少二次汙染,更能保證酒的質量。至於“遠取山泉”,若無西湖,酒廠若又遠離溪澗的話,不能搬廠?不能打井?不能挖溝渠?不能來個第七井?第八井?
有專家說,中國是土耳其和拜占庭的精神兄弟,屬於德性敗壞的晚期文明。太監和女人依靠詭詐來戰鬥,臣民則是馴服的家畜。士大夫從古代騎士演變為近代文人的過程,就是德性衰敗的過程。離春秋時代越近,殘餘的德性越多。日本武士接近西周,zhāo鮮士大夫接近宋儒。由宋入明,由明入清,由湘軍入淮軍,由淮軍入北洋,每一次都導致了殘餘德性的衰敗和投機者自取滅亡的勝利。
宋時計程車大夫,詩文送到了空前的高峰,道德也開始急劇衰敗。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王安石和蘇軾。王安石是還沒陷於急劇衰敗的洪流,他,貴為權相,粗衣淡食,一生一妻,更沒有狎妓養雞之事了。而蘇軾,妻妾成群,到一地,進一批幼女少女;換地了,就把開封吃了頭汁妾侍變買;到新地,再進貨。如果說,在宋,這已成風氣,連寇準這樣的一面人物,也免不了生活奢侈,狎妓成癮。但蘇軾此人,本質有問題,心眼小,愛中傷,性刻薄,愛享受。他自已是那種天天吃喝玩樂,毫不關心百姓的人,就更討厭實幹派。在烏臺詩案中王安石救了他一命,他不但不感恩反第0742章三潭印月考
而一生都在嘲笑王安石,連王死後都不放過。章諄對他有恩,人家失勢後也是百般嘲笑。談文采,北宋無人能及蘇學士。但是談人品,同時代文人裡面他是最差的幾個人之一。比如,蘇軾混在鳳翔時,其時鳳翔府屬秦鳳路,雖然與西夏還隔了好幾個州,可蘇軾仍然以為自己是在守邊,蘇軾認為,“當今制置西事”,一定要有大手筆大動作,“非痛整齊之”而不足以長治久安,不過這個事情又確實太大,“其事宏闊浩瀚”,“非可以倉促輕言者”。但是我仍然忍不住要講幾句,“特欲救一時之急,解朝夕之患耳”。蘇軾他講了什麼呢?
蘇軾他說,從前,國家搞“藏富於民”政策,這個地方很富有,老百姓擁有大量土地,日子過的都很爽,皆“不願為公侯”。自從被元昊瞎搞了一下,此地經過“冰消火燎”,老百姓開始變窮了。所以,現在的當務之急,是“多方優裕其民,使其氣力渾厚”,一旦和西夏操事,才能抵抗一段時間。
但如何才能“優裕其民”,一向偷吃懶做的蘇軾雖沒有什麼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好辦法,但仍然提出了一個非常特別的建議,就是請朝廷把國家專賣的鹽酒等商品交由老百姓買賣!
真是不當家不知柴米貴,這建議,也就是蘇軾這種書生講講罷了,國家專賣是支撐國家財政的重要手段,橫向看看亞非澳歐美,縱向看看唐宋元明清,即使是21世紀,有哪個國家沒有專賣制度?
蘇軾的這個建議,正是蘇軾的政治才能的典型表現,好聽,好看,老百姓聽著感動,大聲鼓掌叫好,深得民心,但卻一點也不實用,骨子裡還有點反動。除了騙取一片喝彩以外,真很是“於國於民兩無用”。
其實蘇軾自已也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