億~150億美元之間。
納稅人的錢能否用得更合理呢？至少有8點值得商榷： �
給企業優惠的理由是市場失靈有些誇大了，市場失靈是政治爭論中常用的論據。
� 政府在評定產業成敗時往往錯誤百出（參見第2章）。
� 企業優惠不公平，有政治權勢的企業獲得更大的份額。
� 企業補貼是一種退步，因為政府向公眾籌集的資金流入到富裕企業及其股東腰包裡。
� 政府幹預市場為掠取消費者支出的利益集團創造沃土——即使是出於公心的政策也難逃此劫。
� 直接、間接補貼扭曲了市場配置資源機制，破壞了市場效率。
� 稅收減免和保護主義的企業優惠形式比較隱蔽，成本的最終負擔者很難意識到是自己負擔了成本。
� 大量的金錢花費在院外活動上，經常與*程式唱對臺戲。最壞的企業優惠是政府補貼，有百害而無一利。
富國對農民的補貼損害了富國消費者和窮國農民的利益
農業政策與政治的關係要比與經濟的關係更為密切，農民的政治影響力來自一些基本的擔憂：第一，是對糧食供給安全的擔憂，沒有哪個國家願意過分依賴外國食品供給或面對自然災害措手不及，美國的農業資助計劃最早可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當時農產品價格崩潰（正值大蕭條），旱災使許多農業家庭陷入貧困，資助計劃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推出的。第二，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傾向於保留富有浪漫色彩的小型家庭所有農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還有一個擔憂源自美國農民生產力令人難以置信的增長。由於先進的機械裝置、技術和管理的引進，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的農業生產翻了10番，生產力的高速增長引起食品價格（考慮通脹因素之後的價格）長期持續下降，這一變化有利於消費者，但對農場尤其是小型農場是非常不利的。
雖然是出於好心，但農業支援專案耗資巨大、缺乏效率。為挽救農場，支援農民的經費來源是食品價格上漲或更高的稅收，支援額度是農民收入的若干倍，而且用於支援小農場的專案資金最終卻由並不需要扶持的大農場獲得。
雖然農業部門的就業崗位僅佔全部工作崗位的2％，華盛頓（指美國政府）的直接或間接補貼中（2006年總價值達到450億美元）約有半數用於支援農業部門。問題是補貼中的3/4被最富的10％的農民獲得了。
歐洲和日本的農業政策中存在的問題更嚴重。無論是與農場的收益之比還是與GDP的比值，歐洲與日本農場得到的補貼遠遠高於美國農場，近一半的歐共體預算用於共同農業政策（CAP）。20世紀中期，由於共同農業政策的實施及對進口的限制，歐洲消費者的一些商品的價格大大高於同期同類商品的世界平均價格，例如糖的價格高出300％，香蕉價格高出60％。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第7章 企業優惠：劫貧濟富之舉（2）
高價格固然對富國的消費者很不利，但在許多方面，對窮國的農民更為不利。這裡以棉花和大米為例作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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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的例子：美國政府給南部30 000棉農補貼約40億美元，補貼的發放使棉農的產出高於沒有補貼時的產量。超額的棉花供給（2001~2006年間出口增長了1倍多）導致世界棉花市場價格下降25％。低價格使西非的貝南、布吉納法索國、查德、象牙海岸共和國、馬裡和塞內加爾的 1 000萬棉農的生計受到威脅。較低的勞動工資、適宜的氣候條件給這些國家的棉花種植帶來的比較優勢就毀在了美國的補貼上。
大米的例子：從一定意義上來說，政府對大米市場的干預有過之而無不及。許多發達國家（包括美國和日本）不僅補貼國內大米生產，還對進口大米（有價格優勢）徵收關稅。20世紀90年代中期，日本對進口占國內消費數量7％的大米實行零關稅，超出部分徵收500％的進口關稅。新興市場如印度、印度尼西亞國家也進行補貼並對國內生產者進行保護。這些變本加厲的保護措施不僅使受保護國國內大米價格上漲（用高價的國產大米代替廉價的進口大米），還使世界大米市場價格下挫（各個國家都鼓勵大米的過度生產），又一次損害了有著生產大米優勢的國家如迦納的農民及其家庭的利益。
更好的辦法：考慮到消費者（包括富國和窮國的）和農民（窮國的）的利益，最好的政策是取消農業補貼和農產品關稅。這項政策將降低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