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我們談話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聲調中沒有任何怨天尤人，而是對他的退職進行了深刻地反省。他說，泰國已經混亂了，人民知道這些，他們現在不得不勒緊褲帶，跟上形勢，沒有什麼牢騷可發的。他瘋了嗎？我問。他為何不在一切毀滅後的憤怒中，一把火將政府大樓付之一炬？
“不”，西里瓦特解釋說，“我們不希望重新回到叢林中去，都盼望有個高水平的生活，所以必須繼續生存，我們沒有選擇餘地，只得自我調整，跟隨世界潮流……只有競爭才能生存，這就完全有必要成立一個全民族政府，因為政府的負擔太大了。”
數月後，我在華盛頓聽了阿納託利·丘拜斯的一次演講，丘拜斯是俄羅斯失敗了的經濟改革和私有化的設計師，他的華盛頓之行是為了乞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俄羅斯提供更多的援助，但在當時，作為俄羅斯的杜馬即議會拒絕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列出的條件。杜馬還堅決指責丘拜斯是叛徒，為國外機構服務，屈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俄國的經濟改革沿著真正的自由市場路線進行的壓力。我問丘拜斯對這些指責如何回答，他告訴我：“‘行’，我回答他們，‘丘拜斯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特務。然而你們的代理人是什麼？你們有什麼（真正可供選擇）行得通的主意嗎？’”丘拜斯說，他從未得到任何直接回答。
又過數月，我到巴西採訪聖保羅前環境部長法維奧·費爾德曼，他是巴西議會代表，並正在聖保羅努力爭取重新競選此職。他狹小的辦公室擠滿了競選人員，屋子裡堆滿了招貼畫和其他競選宣傳機器。費爾德曼是個自由主義者。我問他關於黨內政治大辯論的實質，他說：“在巴西（意識形態）左派已失去他們的旗幟，自由政府所面臨的挑戰是創造就業職位。你必須讓人增加收入，重新調整分配。左派的旗幟是什麼呢？他們對增加收入沒有提出任何建議，只是提如何再分配。”這些改革向我們說明了什麼呢？一旦三個民主化在80年代後期一起來到並摧毀所有的圍牆，人們也擯棄了所有意識形態，一起選擇了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人民能夠討論對自由市場的抉擇和全球一體化，他們要求自己進行抉擇，堅持走“第三條道路”，只是現在還不太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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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金色緊身衣”（2）
這與第一次全球化截然不同。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當工業革命和全球金融資本主義席捲歐洲和美洲時，許多人被達爾文理論的殘忍和“黑色撒旦工廠”所震驚。他們摧毀了舊的秩序和等級制度，產生出巨大的貧富差距，將所有人處於壓力之下。當然，也大幅度提高了那些開始放手乾的人的生活水平。當人們企圖尋找方法將工人們從當時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最殘忍方面解救出來，這段經歷引發出一場聲勢浩大的政治辯論，產生了許多革命理論，正如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這個時期發表的《共產黨宣言》中所描繪的那樣：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關係的不停動盪，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於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關係以及與之相適應的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係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褻瀆了。人們終於不得不用冷靜的眼光來看他們的生活地位以及他們的相互關係。
“金色緊身衣”：全球化時代最流行的經濟外套
當你的國家認識到這一事實，承認在當今全球經濟中，自由市場的規則並決定遵守這個規則時，也就穿上了我所稱之的“金箍衣”即“金色緊身衣”。“金色緊身衣”是如今全球化時期最流行的政治經濟外套。冷戰時期有尼赫魯夾克、俄羅斯皮衣。如今全球化時期只有金色的緊身衣。如果你的國家還未找到一件合身的“金色緊身衣”，那就快點行動。
“金色緊身衣”是瑪格麗特·撒徹爾1979年初首次縫製併成功地在英格蘭推廣。80年代很快得到美國的羅納德·里根的聲援，並就“金色緊身衣”的規則提出某些重要的建議。冷戰結束時隨著三個民主化將所有可供選擇的服式擯棄掉，將所有保護他們的牆拆除後，“金色緊身衣”就成了一種全球流行服裝。撒徹爾—里根的經濟革命之所以出現，因為在西方兩個主要經濟大國的大多數人得出結論，陳舊的由政府指導的簡單的經濟模式不可能提供有效的增長水平。撤徹爾和里根聯手從國家、大社會團體的維護者及傳統的凱恩斯經濟學家手中，將經濟發展決定權剝奪下來，交給了自由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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