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在顧雛軍一紙訴狀將其告到法庭時透露：“訴訟訊息剛剛見之媒體，就有相當多的民眾主動參與，不但替我組織了顧問團，而且提供了大量經費讓我無後顧之憂地和顧雛軍打官司。”“陌生的熱心讀者透過各種方式給我提供了大量的一手資訊和證據，而這些證據是我當初研究顧案時，怎麼也找不到的。比如，顧雛軍5000萬美元的原始積累來自於何處，等等。當年對顧雛軍神秘發家的困惑，隨著這些知情人士提供的一手材料一一解開。”“我簡直喜出望外，這哪裡是訴訟啊，簡直是萬眾一心‘探海底’。”①
以上言論不管是作秀，還是確有其事，都是處處把自己置於民心所向的地位。民眾不但提供經費，而且提供證據，這哪裡還是“民眾”啊？
而顧雛軍的反應，自將郎鹹平告上法庭後，就一直沒有再公開發表任何意見。我們所能看到的，也只是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的隻言片語，從剛開始的委屈，“沒想到我們將科龍做好了還有非議，”到後來的不屑，“最近我正著手收購兩家歐洲企業，這會不會被說成‘侵吞歐盟資產’？”②
有這樣一個花絮：有記者在雅典奧運賽場遇見了顧雛軍，顧正悠閒地觀看比賽。記者非常驚訝：“國內的經濟學家因為你的事情已經吵翻了天！”顧很不以為然：“我不能成天陷在那些爛事兒裡！”①
經濟學家憑什麼憤怒？（1）
同為經濟學家，還是可以分出三六九等的。比如廣為人知的兩種分法：
一種是臺灣已故經濟學家夏道平先生的分法。他把通常被稱為經濟學家的那群人，按思想言論的底蘊分為三類：一是真正的經濟學家；二是經濟工程師；三是特定經濟利益的發言人。同樣用著經濟學中的一些名詞、術語和模型，實則有著顯著的區別。
第二種是詹小洪教授在《京城十類經濟學人》中所描述的十類人：決策圈經濟學人、議會經濟學人、方案經濟學人、講壇經濟學人、課題經濟學人、綠卡經濟學人、公司經濟學人、民間經濟學人、諸侯經濟學人、報章經濟學人。僅憑“經濟學人”前面的兩個字，就像一幅幅漫畫，可以品味出其間的異同來。
而在“郎顧之爭”中，依主張不同劃分出的兩類經濟學家，誰為這類，誰為那類呢？
經過了宋秦案，郎鹹平的臉譜被漫畫化了，擁郎的新左派仍然銳利無比；經過了為顧雛軍捧場的科龍改革途徑研討會，主流經濟學家的立場依舊如故。
但細細分析，就會發現“郎顧之爭”涉及的經濟問題不外乎就是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究竟該“民進國退”還是“國進民退”；第二個方面是“民進國退”過程中是否可用MBO方式；第三個方面是顧雛軍從收購到資本運作再到賬務的數字遊戲問題。問題的核心是郎鹹平指責顧雛軍的格林柯爾用“七板斧”伎倆，侵吞國有資產。但僅僅採集了格林柯爾膝下三個企業的財務資料，就做出如此大的判斷，顯然樣本是遠遠不足以支撐論據的。但就是這樣的一個基調，卻吸引了無數經濟學精英參與進來。為什麼呢？
因為，這一“國退民進盛宴中狂歡”的論調是公眾的注意力所在。格林柯爾如何如何，老實說老百姓並不是很關心，頂多是在其出事時罵一嗓子，發洩一下了事。仰融案、楊斌案、###案、牟其中案、德隆案、張海案……莫不如是。老百姓關心的是心裡的那份感受，比如置身於國企改革中的工人們，經歷了下崗再就業、轉制等諸多變故，普遍的感覺是：自己多年來用汗水積累起來的國有資產，被廉價轉移到極少數企業和部門領導手裡！這種壓抑多年的認識一經被郎鹹平喚醒，自然而然地就會站到“挺郎”、“倒顧”的一邊。而對於“郎顧之爭”的另一方——主流經濟學家們而言，其實顧雛軍的格林柯爾是採用什麼手法收購科龍的，實際如何扭虧的，賬務怎麼騰挪的，也同樣並不怎麼關心，他們關心的是自己堅信了一輩子並努力宣揚的國企改革的理論被動搖了，如此，才有了紛紛出面澄清，才有了被網路輿論抨擊的局面。
於是，事情演變至此也就有些偏題了。論戰雙方被簡單地分為“挺郎派”和“挺顧派”，這種分法自然是很荒謬的。對於“挺顧派”而言，並不認同顧雛軍就代表了國企改革的方向，對於“挺郎派”而言，把爭論立足點提升到了國企改革走向的高度，也有著論據不足以支撐論點、形式大於內容的弊病。
從事件發展的過程來看，“挺郎派”佔足了天時人和，有著強烈的替天行道的自我期許，講話也常出驚人之語，但卻不能冷靜地約束自身的情緒，不能剋制自身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