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的連鎖店）的採購相比，本質上沒有什麼差別，都是一個善良管理人應該做的事。”①並闡明顧雛軍在科龍鉅虧情況下領取12元年薪的行為，屬於被西方社會所推崇的柔性管理中“善良管理人的注意責任”行為。
當此事被公之於眾時，對文章的立場，朗鹹平平淡地表示：“我要說的是對於顧雛軍領取的12元年薪，沒什麼好讚揚的，也沒什麼好挖苦的。”“我不想再攪進這場討論，該說的已經說得很清楚。”對是否受僱傭，他說：“沒有一個人要求我寫過任何公司的案例。我做任何公司的案例分析，都是按照公開披露的資料，因此我的分析是中立的、客觀的。”②
但疑點仍然很多，在郎鹹平發表文章的2002年6月，正是顧氏入主科龍後壓力最大的一段時期，既有科龍必須扭虧的內部巨大壓力，又有媒體對其以及格林柯爾的無休止的質疑，有的媒體甚至以“格林柯爾是騙子？”這樣的標題來做專題，還有科龍內部員工對顧老闆能否適應的壓力，郎鹹平獨樹一幟地將其稱讚為“善良管理人”，與兩年後的“七板斧”、“盛宴狂歡”等態度相比，簡直判若兩人。
“問題的重點是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都在聯合起來侵吞國有資產。”郎鹹平在批評李東生、張瑞敏、顧雛軍以及其他企業家的時候，做出了國有資產“保護神”的姿態。但在華晨仰融案中卻曾經也有迥然的聲音。當時郎鹹平代理華晨仰融與遼寧省政府的官司，認為華晨汽車可以採取引進遺產稅的辦法進行和解。“仰融離開後，華晨去年業績下降了28％，這對於所有股東來說都是損失，如果能夠更加清晰地界定產權，提高經營效率，那麼對於任何一方都是好事。”“當然國家可以說沒有第一筆100元資金就沒有仰融以後的事業，但是這個說法就嚴重低估了企業家的價值。由於企業家的價值甚難估計，因此任何行政與司法決策對於企業家都是不利的。”①這些話被一些報紙引用，現在再翻出來，兩相對比後，顧雛軍對當時的仰融真不知是該羨慕還是酸溜溜的感覺？
《羅生門》中，有這樣一個情節：一棵多節瘤的粗大樹身下，強盜枕著近旁另外一棵樹的根部睡覺，高音的纖細的鈴在風中搖曳，發出樂聲，行進中的武士與戴面紗的真砂，一陣微風掀開了美麗的真砂的面紗。強盜挪動了身子。把擺在他兩條小腿之間的那把劍更往上拉……這個情節是誘使強盜劫色的動因，那陣微風也無形中成了事件的誘因。
在宋秦案“羅生門”中，那股關鍵的“微風”，就是這1000萬交易的口頭協議是否發生過！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涉及各方無一不是振振有詞，龍蛇難辨。就像在《羅生門》開映時，“傾圮的羅生門下，鏡頭切入。傾盆大雨，彷彿在沖刷什麼。行腳僧與樵夫抱膝坐在城門洞的石板臺基上，思索著什麼事。‘不懂，……簡直不懂！’樵夫脫口說。”
宋秦案之“羅生門”（3）
是啊，不懂！
但其他專業人士的話語也還是有參考價值的，比如軟庫金匯執行董事溫天納所說的：“因為不管宋秦之前跟顧雛軍有什麼協議，但未經客戶許可私自偽造法律檔案已經違反了香港法律，如果顧雛軍確實欠錢，宋秦可以透過法律途徑來要回。”
主角的迥異態度
以上，引用了“郎顧之爭”後發生的“科龍20年發展經驗與中國改革路徑研討會”和宋秦案這兩件事情。前件事的功用在於：“郎顧之爭”已經上升到了改革開發的路徑問題，一些主流經濟學家為顧雛軍“捧哏”，間接表達了對郎鹹平的論斷的否定。後一件事情的功用在於：宋秦無巧不巧地湊了一次熱鬧，又無巧不巧地將郎鹹平拉了出來，由於這樣的巧合，郎鹹平的角色已經不再是那樣一本正經的“救世主”色彩，而是籠上了一層漫畫色彩。
那篇《從“科龍”事件談柔性管理》的文章，雖然郎鹹平語調平淡地強調沒有讚譽的意思，但給人的感覺卻似乎洩露了天機。僅從發表的日期來看，那個時候正是顧雛軍遭媒體質疑最為集中的時候，眾人皆罵“我”獨予以肯定，如果按郎鹹平在《格林柯爾：在國退民進的盛宴中狂歡》中的說法，應該是經過多方論證、多方調查，然後才對顧雛軍進行評價才對。
而相隔僅兩年，如此短的時間內，就掉轉了槍口，對準了被他稱為“善良管理人”的顧雛軍。先給顧雛軍安上一頂在國退民進中肆意侵吞國有資產、損害中小投資者利益的大帽子，然後以激情有餘的筆調，進行批駁！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名香港經濟學家，郎鹹平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極具煽動性和誘惑力。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