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爾 · 奧吉埃代替了德爾菲娜 · 塞裡格。比爾的丈夫巴爾貝 · 施羅德當廚師，他就像個首領。有天晚上，他做了白斑狗魚。瑪格麗特叫道：“啊，這條白斑狗魚，我把它記下來。”我由此知道她記下一些參考資料和斷句。我也開始學她。
也有些赴會者來一次或數次，然後就不再來了：一個德國女歌手，一個義大利女裁縫，一些舞蹈家，一些美國的“博士論文準備者”，人們到布萊西爾火車站去找他們。他們一到，瑪格麗特就對他們進行測驗。
“你覺得我家怎麼樣？”
那些笨頭笨腦地回答說“漂亮”的人立即就被淘汰。
“漂亮，啊不！恰恰相反。”
對那些找到一個不那麼平庸的詞來形容的人，她說：“還可以。”
我記得有一次在花園裡吃飯時，她指責一個朋友陰險毒辣。我從來沒有參與公開指責人。由於她的指責包含部分事實，這位朋友的尷尬和我自己的尷尬使我終身難忘。
我記得有一次在廚房裡與我們的哲學家朋友弗朗索瓦 · 勒尼奧一起吃飯。席間，她聲稱我們都是種族主義者，說必須承認這一點。她還舉例說，她就不願意懷黑人的孩子，她不可能愛他。當她提了這樣讓人為難的大問題時，我們捫心自問。我願意成為一個黑人孩子的母親嗎？弗朗索瓦 · 勒尼奧拒絕做這樣的假設，太離譜了：應該完全否認自己身上的種族主義思想，拒不理解種族主義，哪怕是自欺欺人。瑪格麗特表示要講事實，固執己見。那天晚上，大家爭論得遲遲不休。
為了真實，她會去殺人。“不該撒謊，所有的人都想殺人。我翻開報紙，我想殺人，我和納粹法西斯分子的區別，在於我知道我有這個能力。我也知道我能糾正自己。納粹的幼稚之處，在於他們相信自己有權殺人。”她還說：“寫作，也是對鮮肉、屠殺、消耗力量的渴望。很盲目。”
這麼大的力量，太大力了，哪怕是在她敲桌子的時候。我發覺她在剋制自己，她緊緊地抓住桌邊。我後來只看到她坐在桌後，有時坐在扶手椅上，但從來沒有坐在長椅或沙發上。她幾乎從不站起，除非當她又唱又跳的時候。《藍月亮》或《印度之歌》中的倫巴。我只有一張她站著的照片。她在一大群人當中抓著揚的胳膊，本能地掩飾自己矮小的身材。
“我一生都沒擺脫這困境：我不以穿著引人注目，免得把別人的注意力引到一個太矮小的女人身上。”於是，她就進行補償，以別的方式引人注意。她提高聲調，頭上總留著波浪型頭髮。在女權運動期間，她大談特談“男性生殖器崇拜的等級”：男人是過時的，因為他們蠱惑人心；男人是愚蠢的，因為他們無法聽到自己的蠢話；男人是病態的，因為他們想贏得戰爭。她說，幾千年來被男人指定在黑暗中生活的女人，她們有種能蔓延的直覺，有種神秘感，輪換感，感覺到時間飛逝：“無論是哪個女人都比男人更神秘。”
然而，她很快就想男人了，她聲稱所有的戰鬥精神都減弱了。她很久以前就已不信東正教，甚至從來就不信。因為對她來說，女人就是母親：“不當母親會失去半個世界。”她說她從來不想當男人，只是希望別人不要強迫她去管家。然而她卻在管家，我聽見她問：“今晚你做什麼吃？”我看見她削土豆皮，使用長柄平底鍋和漏勺。
面對男人，她會變得更加模稜兩可：“由於聽說男人一文不名，我想因此而改變主張。他們不能糟糕到這種程度。”
對於她的這種憤怒和妥協，我已記憶模糊，但我確切地記得，有一天晚上，她對我的或者是對她自己的那種溫柔的，對，溫柔的叮囑：“你知道，男人，應該非常地愛他們，非常非常地愛他們。否則，就不可能忍受他們。”
一群群女人離開了諾弗勒。攝製組來了。瑪格麗特說她拍電影是為了找事幹，“為了打發冬天”。事實上，她在用攝影機尋找文學失落的東西。她在玩電影。因此，她是在進行改革。她有時不要演員（《在荒蕪的加爾各答她的名字叫威尼斯》），有時甚至不要畫面（《大西洋人》，四十分鐘有三十分鐘銀幕是黑的）。有時她一邊念臺詞，一邊讓雕像（《塞扎蕾》）、馬路（《否決之手》）或更糟：流動的水（《奧萊麗亞》）等畫面接連閃現。這時，她的聲音成了唯一可供閱讀的“電影”文字。幸虧，她的聲音就像一種咒語，有一種魅力。
女友杜拉斯 （六）（4）
瑪格麗特不像帕尼奧爾、科克託他們，她不是一個拍電影的作家，而是一個把作品搬上銀幕的作家。她喜歡笑